分析称温州商人群体距离政治家最远也最近

　　和政治家最远也最近的温州商人
　　作者：刘洋
　　传说温州老板到国有大厂推销产品，一只手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另一只手上则写着“给我生意，回扣20%”。财源随之滚滚而来
　　在温州——这个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喧嚣一直长期存在：在一些人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它则是市场经济的“麦加”。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每一次思想交锋中，温州总是首当其冲。而最高领导人对这座城市中商人群体的态度，几乎已经成为改革立场的“温度表”。
　　祸兮，一号文件
　　上世纪80年代初，沿海走私现象猖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全民兜售走私货的现象。
　　温州，也在这时走进中央的视野。温州以“乱”出名，而乐清尤甚。当时有个传言，“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
　　1981年初，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批示，要求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任温州市委书记。下车伊始，袁芳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陷入了“敌占区”，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对投机倒把的打击，在1982年正式进入高潮。
　　1982年国家发布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一号文件，随后，国务院两次发文：“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什么人，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有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此后，在1982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这些话部分指向的，就是温州商人。传说温州老板到国有大厂推销产品，一只手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另一只手上则写着“给我生意，回扣20%”。财源随之滚滚而来。
　　浙江因此成为中央打击“投机倒把”的重点，浙江又把重点放在了温州，温州则把重点放在了乐清县，乐清县最后把重点定在了柳市镇。“八大王”就此横空出世。
　　“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 “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这些当时温州的商人代表，因为历史上著名的“口袋罪”——投机倒把而锒铛入狱，同时闻名天下。
　　其实，这八位“大王”，不像商人，倒更像各自行业的“冒尖人员”。
　　以“螺丝大王”刘大源为例，当时，他的五金店中的螺丝种类超过四万种，而国营的上海标准件公司也只有两万种。《人民日报》两位记者为验证其名声真伪，曾设法找了两种因为图纸修改而停产的螺丝到刘大源的店里要求配。刘大源妻子只看了一眼，就告诉有这种螺丝：原来，这些螺丝的余货全被刘大源从上海买回来了。
　　刘大源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监狱生涯”的“大王”。1982年夏天，他摆脱盯梢，带着七万多元成功出逃。在外漂泊了近两个月后，偷偷回家，后又再次出逃九个月。直到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大年夜赶回家。
　　另外七人则先后“落网”。没人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但有人听见专案组的人在考察了“大王”们的住处后说，“将军也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这让人感觉惴惴不安。就在他们入狱前不久，一位温州商人因为投机倒把获利四万被执行死刑。“八大王”中的很多人，因此都做好了“被毙好几次”的心理准备。
　　然而，就在这时，命运在转角处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福兮，一号文件
　　尽管只是当年全国整治运动的冰山一角，但“八大王事件”严重影响了温州工业的发展：温州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5%，迅速下滑到1982年的-1.7%，其后三年一直徘徊不前。
　　曾主持处理“八大王事件”的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面对这些整顿私营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开始反思。他认识到，“八大王问题不解决，温州经济转好无望”。
　　机会，在1984年不期而至。
　　1984年1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了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深圳，进行首次南巡。南巡期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同样是这年一月，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袁芳烈由此看到了为“八大王”翻案的机会。他就“八大王”的全部案件进行认真复查，最后得出结论：除轻微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八大王”平反后，收缴的财物如数归还，并以英雄般的方式被请回家。
　　放宽的管制，使得1984年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这一年，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破产的电器厂当厂长，欢迎他的，是厂里员工的 53份请调报告；这一年，柳传志在单位20平方米的小传达室中创立了联想的前身，当时，他的终极理想是有朝一日能实现“年产值200万元”；这一年，王石在深圳用倒玉米赚到的300万元奠定了万科的基础；这一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获得通过。
　　民众对经商的态度，也从这一年开始发生本质变化。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前三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后三名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尽管直到13年后才从经济犯罪的名册中被勾除，24年后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但“投机倒把”从那时起就再无人提起：“倒爷”成了流行。
　　而作为事件主角的“八大王”，除胡金林在柬埔寨迎来“第二春”之外，其余七位都没能重塑辉煌。刘大源甚至至今仍然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放着身份证、银行卡和四千块钱，“就是为了能随时走啊，还是怕啊”。这不能不成为温州第一批商人群体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影响还在继续
　　刘大源曾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而在“扶着干”的2004年，“八大王事件”过去整整20年后，温州再一次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
　　该年8月28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在温州举行，温家宝总理到会。这是继一个月前的青岛会议之后，为修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而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意在征求以温州民营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企业界意见。
　　九个浙江民营企业家参加了会议，原定只有三人发言，每人10分钟时间。但温总理为让所有企业家都谈谈感想，因而取消了事先安排的浙江省领导汇报。会议最终开了整整两个半小时。
　

来源：Vista看天下责任编辑：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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