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光，1964年3月18日出生于永嘉县下寮乡一农民家庭。小学、初中毕业于当时的下游公社小学和中学，在渠口中学曾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到上塘永嘉一中。1985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
采访对象：王春光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王)
专栏主持：金辉(以下简称金)
温州首部蓝皮书——《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已经发布。据悉，这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首部地市级城市蓝皮书。
蓝皮书是对某一地区、行业发展状况做的全面概括和总结。《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由总报告、经济篇、社会篇、政治与文化篇和专题篇组成，较为全面地对温州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对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分析。
该书从2006年11月起动至今年2月脱稿成书，参与该书写作的专家、学者达50余人，倾注了他们大量的心血。
王春光是这本书的主编之一，今天他成了《温州学人访谈录》专栏的采访对象。
王春光是完成了温州首部蓝皮书——《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首发式之后接受我们采访的。他的脸上似乎还写着办完一件事情之后的轻松，而且还把这种轻松带到了我们的访谈之中。采访中，他接听了来自北京的电话：他的博士生导师资格批下来了。不过，他好像也没有特别激动和兴奋，只是说了声，谢谢，很快又恢复了开始时的轻松。
低估了温州人的收入
金：这次参加温州蓝皮书的首发式，温州各家媒体都报道了，影响力不小。据我所知，你可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这是你出版的第几本著作？你能结合这本蓝皮书谈谈温州与其它城市的差异吗？
王：到目前止，与人合作和独著出版的书加起来，大约有20多本吧，仍算不上“著作等身”。
《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是一本有关温州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过程和成果的蓝皮书。这是全国地市级城市的第一本蓝皮书的首创性就不说了，在我看来，编写这本书是把温州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利用研究人员的学术知识，使社会学术力量与政府进行对接，形成平台，并对温州社会的各种状况有个通俗的表达，最后付诸实践。
确实，我在编写温州蓝皮书中发现了温州与其它城市的差异。温州是很了不起的，如温州的GDP人均为3000美金，而居民可支配现金也为3000美金，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温州人的收入不仅仅是表明的GDP收入，或者是低估了。温州经济是开放经济，温州经济取决于温州人经济，温州人经济与全球有关。因此，温州GDP在全国地市级城市排列前5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写在巴黎的温州人
金：这本蓝皮书值得一读，信息量很大。对了，你出版了那么多著作，最满意的是哪一本，是不是花费了很长时间或者经历了许多坎坷？
王：最满意的是我的博士论文《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这是我从1992年开始，花了一年多时间对北京“浙江村”做长期跟踪调查研究后的成果。
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型期，人口流动一方面要冲破旧体制的障碍，一方面又要在市场体制下重建转轨，进行制度创新。我在这篇论文中，论述了温州人在“浙江村”是如何冲破旧体制，建立新制度并被市场接受的。我从中寻找社会发展的逻辑。因此，我花了不少的心血，自己也觉得算是写了一本像样的书。
另外，我还写了其它的……
金：《巴黎的温州人》这本书不少温州人都读过。目前在法国巴黎有几十万温州人，他们爱国爱乡，勤劳工作，为温州人赢得了声誉。他们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确实值得研究。你是最早研究巴黎温州人的学者，你当时怎么会想到研究他们的？你家庭中是否有侨居法国的亲友？
王：那没有。1997年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学的教授，看到我的博士论文《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后，得知我的社会学研究与温州人有关。后通过法国驻华大使馆找到我，欢迎我去法国研究温州人。我很高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我是带着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同一区域的人群是如何行为的、他们的差异是如何形成、如何整合的课题而去的。因此，我首先研究的就是温州人是如何融入巴黎社会的。这些在巴黎的温州人，教育水平不高，语言不通，身无技术，资本不多。开始时，他们的生活状况极其艰苦，每天工作达16个小时，可是经过苦斗之后，很快成了大大小小的老板。这与非洲人、阿拉伯人很不一样。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温州人，除了个人的艰苦努力外，温州人当老板大都是亲朋好友聚钱而成的，我称之为“集体创造了老板。”
金：这其实是温州人“抱团”的结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句“我是温州人”，把世界变成了五马街口。你在巴黎历时5个月的调查研究，其中还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王：同是温州人，可是到巴黎之后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我们温州的“呈会”叫“干会”。这是温州民间流行的金融借贷活动，有利息的，甚至是属于高利贷。而在巴黎的温州人中间，也有类似“呈会”，但不是“干会”，是“活会”，与温州民间的“干会”相似但又不一样，就是有利息，但不是高利贷，有人情味，但又符合市场规则。这可能与法国的法治社会发育成熟有关，而温州人在此找到了衔接点。
其实，在巴黎的温州人不少已经接受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巴黎的许多温州人，刚来时并不喜欢喝咖啡，到了巴黎后即便是40来岁的人也同样，觉得不喝咖啡简直受不了。还有说话的声音，到了巴黎看到外国人说话轻声轻语的，现在也一改在老家时大声喧哗的习惯。他们也传播了中国文化。温州人经营的餐馆，如烂漫的山花遍地开放，外国人开始接受甚至会选择中国餐馆的牌子。这是我们温州人走向世界的风采啊！
金：你的研究很有意思，令人羡慕。我也喜欢社会学，但我只能算是爱好。以我看来，你研究的社会学属于应用社会学，偏重于群体和社区的研究。那你选择社会学作为你的专业是小时候就萌发的吗，或者受谁的影响？
我只是想娶个城里媳妇
王：什么呀，小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读大学的，只想能离开农村，吃上白米饭，再娶个城里媳妇就不错了。我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父亲的身体不好，我有2个弟弟和2个妹妹，因此家庭状况不好。这样，我在家时不仅帮助家里放牛割草犁田插秧，而且还劈竹打篾。1973年，初中毕业时的我正准备随表兄弟到江苏弹棉花，连汽车票都买好了，却接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家里才决定让我去读书。不然，也许我至今还是个弹棉郎呢。
确定把社会学作为我的专业是在大学里。我在杭州大学读的专业是哲学，虽然我读得还可以，可我总觉得哲学属于贵族，必须有高智慧，同时还有其它学科背景，而自己难以做到最好。因为我出身农村，是从社会底层来的，向来重实用，自己能做到对社会有用，能启发人给人思路就不错了，所以从大学三年级始转向了社会学，其中还受我大学班主任的影响，他也是研究社会学的，而且早我一年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所以我也下决心去考。1985年，当时有400人报考录取仅8名的南开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
金：我知道你的研究偏重农村社会，其中包括温州农村和温州人的研究，这与你的出身和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你在温州人的群体研究中，如何概括温州人人文性格的？
王：聚群是温州人的一个特色。我们在外地对温州人做调查的时候，只要找到一个温州人，只要认识一个温州人，那么就很容易地找到、认识其他温州人。按市场的技术等级来衡量，温州人处于很低的等级，有不少人是文盲、半文盲，但是他们却能闯出一片天地来，这是温州人令人赞叹、令人信服的地方。那么温州人靠的是什么呢？社会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如温州人能吃苦耐劳，又比如温州人精明，又比如温州人胆子大等等，这些话都有其局部的合理性，但是有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温州的团聚特点以及互助精神。
社会学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把社会关系资源加以运用，以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社会关系资源犹如货币，社会资本就像货币被用来投资获利的一种关系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温州人之所以闯天下，凭借的就是他们充分地调用其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将其变成他们的社会资本。温州人使用的社会资本大多局限于民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尽管在外出经商过程中不断地寻找与政治官僚有关的社会关系，但是民间社会关系网络是他们的立身之本。
温州人要看到自己不足
金：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个人群也同样，有其优秀的一面，同时也存在某些不足。你有否从人文角度来审视温州人存在的不足呢？
王：社会的文明进步是大潮流，谁都要经受洗礼，谁都要不断提高，以此要求温州人的文明程度就有待于提高了。譬如温州城市管理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升，可是海外游客到温州不敢开车、不敢过马路是常有的事，我就碰到过好几次。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人有时不守规则，那是冲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还是可以的，但现在仍用当年的手段就不利了。市场经济是公开公平，讲究法制的经济，老是投机的心态，就难以提高了。这是我的粗浅感觉，不一定全面。
金：其实，一个人正确认识自己是很困难的，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短处是更难的。今天我们作为温州人自己看自己，也是很有必要的。
你经常回温州吗，你能谈谈对温州的社会学建设的一些建议吗？
王：我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帮助温州社会科学的发展。去年我们以温州市委党校为平台，在温州建立长期的调查研究基地，并主持温州科研人员撰写《温州发展蓝皮书》。我想，以后每年出版一本，坚持下来那就很可观了，这对温州的社会学研究也是个贡献吧。
1988年到1991年，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编辑，主要负责社会学方面的书稿出版；1994年到1997年在当时的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从事社会发展政策研究；1997年11月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社会学研究。1995年在国家计委被评为副研究员，并担任研究室副主任；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被评为研究员，担任农村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现为吴晓斌
职务：中国忠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杉亚泽克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
浙江杉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日本温州总商会会长
日本ZOX株式会社社长
出生年月：1965年7月
创业时学历：高中
现在学历：高中(一直信奉社会就是大学，但最近有去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培训的想法)
座右铭：有信心不一定会赢，没有信心一定会输
最佩服的人：毛泽东
最喜欢的书：古龙武侠小说《七种武器》
温州网讯 今年年底，温州最大的液晶电视生产基地将建成，这是去年鹿城区招商引资的大手笔，记者从侧面了解到投资者是一位在日本创业的温州人；不久前，听说有外商投资300万美元要在温州建一所最大的幼儿园，又是一个大手笔，财富周刊马上追踪幕后老板。没想到这两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幕后的主角竟是同一人——忠成数码温州科技公司董事长吴晓斌。他酷爱武侠小说，古龙《七种武器》中的离别钩、碧玉刀、孔雀翎等武器的精髓竟被他嫁接到了现代商业竞争中。他用独创的“七种武器”在日本这个电器王国成功树起了中国人的电器品牌。在营销与竞争策略上，很多人认为完全没有可能的事，在他手里，变得一切皆有可能。
第一种武器：离别钩
新解读：吃苦耐劳、决心与执著
1993年，吴晓斌还是温州冶金厂的一名技术工人，每月拿着不到一百元的工资。迫于生计，他离开了冶金厂，和朋友开起了打火机作坊。凭着曾经在冶金技校学习掌握的机械设计技能，吴晓斌设计和生产的每一款打火机在义乌市场的销售量都在十万只以上。吴晓斌成了远近街坊中下海经商的成功典型。
第一次下海就尝到甜头的吴晓斌开始有些飘飘然了。一次朋友聚会，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朋友给他泼了冷水：温州的打火机设计水平和日本相比要差几十年呢，如果在日本做打火机做出名声，那才叫本事！意气风发的吴晓斌当即跃跃欲试。半年后，朋友来电，他的日本签证批下来了，吴晓斌却傻了眼：其实当时他答应去只是一句戏言，没想到这句戏言改变了他整个人生的轨迹。几个月后他背起行囊远渡东瀛，走之前他还告诉自己：只是去日本探探路。半年后，吴晓斌在温州的工场因经营不善无奈歇业，而他也在日本成了家，再次开始了为生计奔波的日子。
那是一段梦魇般的日子。由于不会说日语，再加上没有经济实力，吴晓斌一天做两份杂工，一份是在医院打杂，一份是到烤肉店切肉。周末，他要从横滨赶到东京摆地摊赚钱。在医院倒屎倒尿洗厕所，吴晓斌当时最喜欢去洗厕所，因为原来半小时的活他可以25分钟做完，然后用5分钟的时间坐在厕所的圆桶上打个盹，那时每天他最多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刚去烤肉店工作，吴晓斌与人沟通有语言障碍，老板背后骂他是“垃圾”。他强压怒火，回家将这个日语单词写成大大的卡片，贴在显眼处。他狠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让那些瞧不起他的日本人知道中国人的厉害！第二天起，无论在医院打杂还是在烤肉店切肉，吴晓斌都带着小笔记本边干活边学日语。一年之后，就是这个曾经骂他是“垃圾”的老板，把他四家分店中的一家交给吴晓斌去打理。这家原本亏损一年的分店，半年之后转亏为盈。
第二种武器：碧玉刀
新解读：钻研精神与坚定的信念
1998年，烤肉店生意蒸蒸日上，可每天兢兢业业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吴晓斌赚的钱还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吴再次意识到，要改变生活只能自己当老板。辞职后他借了48万日元(当时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租了一间办公室，买了两张桌子，安了一部电话之后，他再次一文不名。吴晓斌想到回国找朋友合作将温州的打火机运到日本销售。当时吴从国内进了一批闪光的打火机，摆地摊时备受年轻一族的青睐。一次一对时尚的年轻人来买打火机，吴晓斌突发奇想：如果能将发光装置移到手机天线上，来电时发光提醒，肯定会吸引这些喜欢耍酷的年轻人。当年10月，吴研制成功了LED手机发光天线，并以此为主要经营产品注册了“日本忠成株式会社”。
几个月后，吴倾其所有生产出了第一批3000只发光天线，提着样品先后找了七八家销售公司都被拒之门外，那些老板打趣说，这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吴晓斌最后去了大阪一电器店，以先给货后付钱的优惠，请他们试卖几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杳无音讯，直到第七天，老板突然打来电话称，吴设计的发光天线脱销了，他们不仅要包揽余下货品，还要定制1万只天线。一时间，吴的生意订单如雪片般飞来。为了降低成本，吴找到上海交大研发的发光二极管的新材料，并设计成功了100多种手机发光天线，到2001年，“忠成”的发光手机天线覆盖率占日本市场的60%。
第三、四、五种武器：
孔雀翎、多情环、长生剑
新解读：信心、挑战与坚持
从手机天线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吴晓斌大彻大悟：要想在日本生存，只有靠科技才能赚钱。2001年，吴在日本全额收购了一家日本家电公司，打算转行进军家电业。当时他的想法遭到了身边所有人的反对，朋友劝他：日本号称电器王国，原先的日本品牌家电不论在生产还是销售上都形成了一套无懈可击的流程，凭他的实力去竞争无疑是以卵击石。可吴晓斌偏不信这个邪：再高深的武功也有破解的招数，他不信日本人能做好家电中国人就分不到一杯羹。况且日本家电业每年产值都在700~800亿美元，这对吴晓斌有着极大的诱惑。
吴晓斌并没有急于行动，他花了将近800万人民币的资金，请了日本最资深的市场调查公司，寻找家电市场的突破口。当时因网络传播的冲击，日本家电公司纷纷放弃便携式DVD的生产，转而做大型的家庭影院，而日本相当一部分的工薪阶层根本没有能力消费高档家电。找准了这个突破口，吴以ZOX(在日语中的意思为开拓未知的领域)为品牌登记注册了自己的家电公司，生产小家电。2005年，吴晓斌要转向生产液晶彩电。当时日本松下、JVC等大品牌家电开始逐步放弃小屏幕向大屏幕液晶彩电发力，而吴的战略是寻求差异化竞争，生产19、26、32等英寸液晶彩电。两年后，ZOX品牌在日本小屏幕家电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没有真正学过经济管理的吴晓斌在实践中总结出了独到的经验：随着技术的成熟和产量的提升，任何商品的价格一般呈下降趋势，而市场需求量总是在缓慢上升，当市场需求和价格在坐标上形成一个交叉点时，正是他向市场推出产品的大好时机。
第六种武器：霸王枪
新解读：责任与信义
企业扶上快速发展轨道后，吴晓斌每年回温州都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捐资，造福家乡的孩子们。2005年他捐资100万元为上戍乡小学盖了新大楼。“在我的日本公司里，几乎每一个职员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一套动漫剧情，甚至还会设计一整套的广告语。日本人的创意让我们望尘莫及。”吴晓斌信奉，教育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的未来。
吴晓斌经常接送女儿上幼儿园，日本幼儿园的一些教育理念让吴感到既新鲜又好奇：幼儿园提倡孩子耐寒锻炼，孩子的衣服要少于大人，冬天也要穿短裤光脚走路，在幼儿园小孩子只是开心地玩耍完全没有负担……2006年回乡投资的吴晓斌改变了他的慈善模式：一次性投资300万美元，与温州教育部门合作，在鹿城区建一所全市规模最大的幼儿园。目前该幼儿园的建设已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吴晓斌想把日本幼儿园一些教育理念引到温州，他想让温州的孩子更独立更富创意灵感，学得更轻松自在。今后这所幼儿园的所有利润产出，吴表示将全部用来捐助教育事业。
第七种武器：拳头
新解读：希望、跨越与新挑战
2006年后，ZOX家电开始销往香港、深圳、上海、江苏、大连等地，并进军欧洲市场，公司总注册资金也逐步增加到2亿多人民币。2006年，吴晓斌再次带着他的技术团队和庞大资金来到温州，注册忠成数码温州科技公司，注册资金1710万美元。今年年底，忠成数码在温州轻工特色园区占地57亩的生产基地将建成，ZOX的研发和营销总部将陆续从深圳转移到温州，研发生产大屏幕液晶彩电，预计2008年上半年实现投产。
将总部迁往温州，除了深深的故土乡情外，吴对温州的商业模式还有特殊的期待：如果能把温州在全国各地的商会以及温州华侨在世界各地的网络利用起来，那将是一张遍布世界的巨大销售网，ZOX的品牌传播和辐射将无限扩大。目前，已有好几家温州知名企业要求独家代理忠成数码产品在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地的营销。2008年，吴晓斌想要化整为零，以忠成数码为母体，打造一个无区域的跨国家电集团，以中国基地为中心，逐步向美洲、欧洲等地辐射。
。2007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春光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农村社会学，涉及到的研究领域有：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海外中国移民、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等。他参加过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特别是1998年9月到1999年二月去法国巴黎对温州人做了5个多月的实地调查，2005年和2006年又分别去巴黎和荷兰对当地的温州移民进行了1个月和2个月的调查研究。这样的调查研究在大陆社会学界还是第一次。出版著作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巴黎的温州人》、《中国农村社会分化与农民负担》等。与人合著的有《社会结构新的增长点》、《中国社会发展蓝皮书》、《中国城市化之路》、《21世纪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等。主要译著彼特·布劳的《不平等与异质性》。以及近百篇学术论文，其中有6篇被《新华文摘》转载，有的研究成果还获得国家计委科技成果三等奖和中国图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