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蟾东村的水上公园，湖水在秋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水岸上的垂柳在秋风中依依轻拂，一派生机。
坐落在乐清市柳市镇蟾东村的水上公园，建有拱桥、长廊，还有红星亭、春晖亭和先贤亭等。先贤亭里有一副对联：“立身科学前沿探究生物进化，明晰基因理论领军细胞遗传”。这是当地村民为纪念已故科学家施立明撰写的嵌名联。他们为从家乡走出著名科学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折射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当下日显浮躁的环境中，我们格外需要以虔敬之心面对富学有真才的人，以营造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氛围。出生在这里的施立明先生不仅是温州人的骄傲，也是中国生物界的楷模。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不少温州人对英年早逝的施立明先生知之甚少。今年恰逢施立明先生诞辰70周年，逝世15周年。为此，我们在施立明先生的妹妹施留英帮助下找到了当年与他同学的施希觉，与他一起回忆施立明的学术人生。施希觉先生现为温州医学院退休教师。
施立明，1939年12月18日出生于乐清市柳市镇蟾东村一个普通小职员家庭。小学在当地村小毕业，初高中毕业于温州中学，1958年考取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学系遗传学专业，1964年毕业后分配在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1980~1982年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Ander son肿瘤研究所和细胞生物学系访问学者。
长期以来，施立明致力于真核细胞染色体结构与功能、细胞分类学、核型进化、减数分裂的细胞遗传学、遗传毒理学和辐射细胞遗传学的研究，是我国动物细胞遗传学的著名学术带头人。他倡导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野生动物细胞库，他主持领导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实验室是我国动物染色体和分子进化研究的重要基地。他在麂属动物的比较细胞遗传学研究中，以无可争辩的论据论证了赤麂、小麂核型的同源关系，是进化细胞遗传学研究上的重要发现，富有创见，为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的诺贝尔奖获奖报告以引用，在国际上被视为核型进化的经典文献。他发表论文达140多篇，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云南省科技成果奖和云南科技进步奖等。他曾任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科委科技成果鉴定评审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细胞与分子生物学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为我国著名动物细胞遗传学专家，199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当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中共云南省委四届委员，政协云南省三、四、五届委员等。1994年5月22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
捕捉蝴蝶、蜻蜓的儿童
金：采访你之前，我曾到乐清北白象万家万南村施立明妹妹家中看望了他92岁的母亲。虽然老人耳重，行动也不方便，但从他们处也了解到一些素材。他们都说你与施立明是少年同学，一起读书，一起长大，对他最了解，因此我们特地采访你。请你向我们的读者讲述施立明的故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评价施立明的？
施：我们是几十年交往的挚友，历来无话不谈，比亲兄弟还亲，他的工作生活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我至今仍保存着他的许多资料，其中有他的论文、信件甚至有他追悼会上的悼词。
阿明（施立明）是位品格高尚、虚怀若谷、治学严谨的科学家。他不仅以卓越的科研成果和领导才能赢得了大家的爱戴和尊重，同时他还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令人高山仰止。
我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他对我从来不谈自己当什么职务，获什么大奖，有什么成就，只是偶尔把他的论文寄给我，请我指正。实际上他的论文我是看不大懂的。在我的要求下，他曾经把导师刘祖洞的科普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寄给我，使我了解了遗传学的一些知识。在他的待人接物中使我认识到，科学家与书呆子是不一样的。他不仅刻苦攻读科学著作，而且还饶有兴趣阅读各种文学书籍，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我至今仍怨恨老天的不公，怎么过早地夺走了这么一个有着高尚品格又充满智慧的生命。
金：一起长大的伙伴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朋友，温州人称之为“开档裤朋友”。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他在小时候是不是就显示出对生物的特别喜爱？他喜爱生物是受谁影响的？
施：我们是同村同族，居住在前后屋，两家相隔很近，我们的父亲也是好朋友，交往亦深。1949年前他父亲曾经是乐清一商店的职员，家中的经济状况一般。虽然他的父亲没有我父亲读书多，但他十分重视教育，很希望儿子学有所长，将来对国家多做贡献，因此时常会给他买书，教育他用功读书成才。
蟾东村是个美丽富饶的水乡，蟾东小学已有百年历史。我们一起在村小读书，而且还是同桌，因此成了好同伴，结下了一生的友谊。阿明从小喜爱生物，时常在田野里捕蝴蝶、蜻蜓和青蛙等小动物。他好像没有受什么人的影响而喜欢上生物的，我们那里也没有生物老师，是否是与生俱有的天份我也搞不清楚。记得三年级的一堂语文课，老师在朗读课文，他在书桌的抽屉里偷偷地画蝴蝶，被老师发现了，结果被老师训斥了一顿。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的窘状，他对生物太喜爱了，那时大约仅七八岁。
立志做科学家的少年
金： 小学毕业后，你们一起到温州中学读中学的吗？他在中学读书时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的学习方法或者其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施： 我们并不在同一所中学就读。阿明到温州中学，我在温二中，但我们仍保持密切联系，因此我了解他的学习生活情况。
到温州中学后，阿明对生物的迷恋越加喜欢。初中时，他就开始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学习达尔文的方法采集制作标本。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扛着生物兜到永嘉江北等地捉蝴蝶、蜻蜓等。记得一天，他约我一起到江北白水漈采标本。烈日下，我累得筋疲力尽，连路也走不动了，可他仍兴趣盎然。不仅到江北，他还到过雁荡山，那时温州到雁荡山交通很不方便。高中时，他已经制作了厚厚一本的标本，取名《晶幻》，意思是劳动的结晶和对将来的幻想。那时，阿明已经有好几件标本在《生物通报》上发表。作为一名中学生这是很不容易的。
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他读了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后，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看青田人到国外卖石雕猴子，不懂外语，只能用手指表示价格，被人瞧不起，这是吃不懂外语的亏，我们要认真学习外语，给中国人争光。而那时，学校里学的是俄语，他便自修英语。后来，他不仅懂英语，还懂德语和日语，而且正像他说的“朝鲜语懂一半”。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阿明从小喜欢小动物，从小立志做科学家，这对于他成为中科院院士是有关系的。少年存志高远很重要。
主动到云南工作的青年
金： 生物学史上．美国摩尔根学派与前苏联米丘林学派之间，曾围绕遗传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展开争论。摩尔根学派认为，生物体中存在决定遗传的特殊物质——基因，而米丘林学派否认这种特殊物质。
按时间推算，施立明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遗传学专业时，正值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苏联的米丘林学派盛行，那么他的遗传学接受的就是米丘林的吗？
施：不是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苏联的米丘林学派盛行，可是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我国著名的生物遗传学家谈家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摩尔根学派也有了说话的机会。1958年，谈家桢教授率先在复旦大学生物系恢复讲授经典遗传学、招收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和刘祖洞先生一起，重执教鞭。阿明曾对我说，他为进入这所号称中国摩尔根遗传学派大本营的大学而庆幸。由于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刚刚恢复，对学生的挑选很严格，都是从各专业中选拔尖子组成，阿明因品学兼优而入选。
金：他是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的高材生，而当时中国的摩尔根学派才得到重新认识，他毕业后怎么没有留在复旦大学而被分配到云南呢？
施： 是啊，毕业时我曾对他说，能否要求留在上海工作，上海的条件好，离家乡也近，父母年龄也大了。可他说，考进复旦时，谈家桢教授开始从事猕猴辐射遗传学的研究，而此项工作又与地处西南边陲的昆明动物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昆明花红洞猕猴工作站是他们的研究基地。昆明动物研究所正是他施展才能的地方，于是主动要求到云南工作。当时的研究所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上山连公路都没有，只能坐摩托车上去。不过，他对我说，一个人总要报效国家的。
学术成果丰硕的院士
金： 只有树立报效国家信念的人，才能有远大的目标，才能做出成绩来。他的学术成果累累，其中有的观点被诺贝尔获奖报告所引用，你知道其中的细节吗？
施： 我听说过。1977年，阿明在进行麂属动物染色体研究的同时发现上海西郊动物园有一头奇异的麂子由赤麂和小麂杂交而成的杂种麂。他带领他的团队对赤麂、小麂和杂种的染色体进行带性分析。在反复比较研究和长期的揣摸之后，发现赤麂和小麂这两种动物，虽然它们的染色体数目相差很大，但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根据核型的同源性，他推测小麂的染色体可能通过罗伯逊易位和多次串联易位的方式演变为赤麂的染色体，首次提出染色体的串联易位是哺乳动物核型进化和物种起源中值得重视的途径。这个研究结果在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披露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来这篇论文得到美籍科学家牛满江教授的帮助，经修改补充后于1980年在美国的《Cytogonet. Cell Gent》杂志正式发表，得到了各个领域生物学家的众多好评，其中包括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博士。当巴巴拉·麦克林托克获得1984年诺贝尔医学奖时，她在颁奖演说中引用了这一论文的观点。
金：上世纪80年代初，施立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继续研究细胞遗传，你们仍保持联系吗？在你们的交往中，谈得最多的什么？
施：当然保持联系。他到美国后很快给我来信，介绍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他是位热爱祖国的科学家，在1981年2月25日的来信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现在总算深深体会到为何历代华侨总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在国外才能受到尊敬。
他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工作了20个月。导师徐道觉教授是世界细胞冷冻法的创始人，绍兴人。徐教授对阿明的工作非常欣赏，并一再挽留，让他在身边当助手，可是他谢绝老师的盛情，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他深知，自己的事业在中国。
金：在施立明妹妹施留芳家，她的丈夫倪春忠说，施立明的肝病是他当选十四大党代表体检时发现的。人离滇赴京参加大会时检验报告尚未出来，是后来才知道的。听说他患病期间，仍牵挂工作，是这样吗？
施：是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检查出病情后，他曾回到温州父母家中休养，我看到他的母亲为他烧甲鱼补身子，可他的心思仍在工作，不时与云南通电话，谈工作，谈学术。他的英年早逝确实是过劳死啊。记得其父重病在身，临终前不时地念着儿子的名字，可是他因公务缠身无法脱身。当他日夜兼程赶回老家时，父亲已经去世。然后，又匆匆忙忙赴日本公务了。他曾十分不安地对我说，自古忠孝两难全。
我还是那句话，老天不公，怎么让这样的科学家英年早逝，撇下妻女。现在可以告慰的是，他的两个女儿都很出色，一个在澳大利亚，已经成家，一个在英国攻读博士，在部队当军医的妻子已退休，仍生活在云南。
采访对象：施希觉 温州医学院退休教师(著名动物细胞遗传学专家、中科院院士施立明的老同学)（简称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