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事就是向温州人学挣钱！！———“八大王”摔倒，崛起了温州

　　“八大王事件”能够非常形象地代表温州，既代表了曾经有过的屈辱和艰难，也能代表荣誉。

　　温州人都知道“八大王事件”，也知道“八大王”代表的是八个不同行业的富户，但有关“八大王”的名字略有些出入。有的说，“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翻砂大王”吴师康、“胶木大王”陈银松。还有一种说法，有六个人名相同，只是将吴师康、陈银松换成了“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

　　为什么会有这种出入？我问过很多人，都难以说清。有人很肯定地说，“八大王”中肯定有郑元忠。还有另一个说法，当时被抓的人远不止8个，18个、28个都不止，只是有8个在柳市极其有名，又被一网收罗，所以冠之以“八大王事件”。至于郑元忠，当时并不在“八大王”之列，只不过这些人中他日后的名气最大，他又善于抓住机会宣传自己，所以“八大王”中便有了他的名字。此说法是否属实，难以确证。

　　温州的低压电器是从柳市起步的。这种起步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1978年柳市出现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仅仅3年之后就已经发展到了300家，销售队伍达1万人，年产值为2200万元。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如果说我们对于1万人的营销队伍及300家前店后厂的门市部没什么概念，那么对2200万元应该有一个粗略的估算，在当时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GDP，而柳市仅仅是经济并不算发达的温州乐清县的一个镇。

　　辉煌的一年过去了，事情有了极其微妙的变化。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主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看起来，此事和做生意没什么关系，自由化是一种观念，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但文件中还有一项主题，即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这便将生意人给划进去了。

　　在温州这种地方，要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必须看时间、地点、人物。以当时的政治气候来看，温州的确有许多值得打击的人和事，而这些人还能鲜活地游动于社会各个阶层，说明有人在暗中保护他们。

　　能够保护这些人的肯定是职权人物。一般来说，温州本土的干部对当地情况最为了解，也受温州耕读传家理论的影响，对某些“违规”行为往往不明确表态却暗中支持。但中国的干部制度并非就地选拔，而是采取“地方一部分、外派一部分”的办法，外派来的干部往往是一把手。一把手调往异地任职，也知道地方势力的强大，如果孤身一人肯定撑不开场子。因此，他们到任前后肯定会带来一大批人，便形成了干部队伍中的外来势力。

　　温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每个外来干部到达温州之时便会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办法。这些干部在台上讲他们的改革方案时洋洋得意，自以为天下第一，殊不知他们这一套理论方法是温州几年前就已经用过了的，早已不新鲜。有个领导一到温州便将自己在其他地方搞的“几个××”带了过来——这位老兄就是凭着“几个××”得到提拔，一到温州就故伎重施，提出“三个温州”。老百姓看热闹说：“明明只有一个温州，哪有三个温州？”温州的干部听到这些话，暗地里觉得好笑，谁都不当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