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贵银对于贫穷有这样的表述：“我曾经为自己贫寒的出身抱怨过，小时候放羊时常对着天空幻想：如果家境好一点，人生哪会这样艰难?长大后才知道，贫穷也是上苍的恩赐。因为贫穷、因为卑微，才会从最不引人注目的跑龙套的小角色起步，这样才可以一点一滴地积累起生意的基础，一横一竖地编织起生意的网络，才能更靠近生意的核心。”

　　如果不是17岁觉得一辈子放羊没有出路，黄贵银可能会在山沟里一辈子与羊打交道；如果不是盘算着做生意，黄贵银可能还是个打工仔为找工作谋生计发愁。从山村到城市，从羊倌到企业家，从贫穷到富人，黄贵银用自己的经历实践了“改变观念改变命运”的哲理。2?靠儒道称雄商界

　　贾与儒密切联结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明朝时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二者区别不大，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明代歙县人黄镛，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于“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赀大丰裕”。

　　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浏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于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必获倍利，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清代歙县人叶天赐，“性聪颖，嗜学工诗，擅书法”，因家贫而为他人行贾，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

　　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

　　晋商与徽商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及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晋商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重要一条便是：晋商没有徽商那样重视读书、爱好儒学。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经营者必须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晋商不好儒学，文化知识有限，商业经营大受影响，如此，怎能比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呢?

　　徽商的兴起以至鼎盛，让现代的安徽人倍感自豪，但近代徽商的衰落则让他们品味了苦涩。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已成为徽商故地人们共同的心声，成为古徽商传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风光，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没有改变。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在早几年，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说过：“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还有董明珠、张近东、王传福、吕向阳等人。董明珠是芜湖人，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女企业家”。2004年荣膺《财富》“全球商界女强人50强”，2004年家电业十大风云人物第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