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团“北上”困惑

　　今天是2006年3月10日，星期五，距离那场热闹的“会晤”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温州依然像春节之前一样，平静而嘈杂。夜晚的五马街人来人往，霓虹闪烁，这里跳动着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的脉搏。为了给早富的温州，找到持续“创富”的源泉，勤劳的温州人并没有放慢奔跑的脚步，他们在一次次尝试中，寻找着巩固温州经济基础的可能。“到北京购买国企”当然是他们众多尝试中的一次，但这次的结果又如何呢？外界的推波助澜给“北上”收购国企的温州民资罩上了“转型”的光环，但其主角们却在这场舆论旋风中逐渐迷失了方向。

　　2月26日下午回到温州的“北京投资考察团”表情尴尬。两天前，包括中驰集团等60家温州企业共80余人携带百亿资金从温州出发，赶赴北京寻找投资机会，结果却令他们颇觉无奈。

　　“与我们相关的三个管道制造项目在此之前已经被人拿走，”浙江群英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群英语气悻然，她的热情已经跌落，“唯一感兴趣的一个农贸项目，也交给一个北京的朋友在交涉。”

　　或许更该感到郁闷的是郑志荣，这位中驰集团的执行董事在面对媒体时话语不多，“仅限于关注，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对其中哪个项目产生了兴趣，看看再说吧。”

　　“看看再说”是此次“北上”温州商团的普遍姿态，连“浪费”了返程机票，在京多逗留了两天的兴乐集团总裁虞文品，对他看中的几个同类项目也仅至于“观望”。

　　这让很多人始料不及，北京之行“虎头蛇尾”的收场方式与各方的预期相去甚远，光环一夜之间被斩，尴尬之余令人徒生困惑。

　　被误解的商机？

　　温州商团“北上”的热情，缘于两个月前的北京产权交易所(温州)推介会(以下简称“北交所”)。

　　2005年12月16日，北交所给温州人带来了180多个北京市国企招股项目，可以容纳150多人的推介会现场座无虚席。

　　“北方国有企业技术力量雄厚、员工素质好，温州企业不需要再从零开始，这些都是温州民资看好北方国企的重要因素。”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是考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推介会之后的两个多月内，他与北交所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推动着“北上”的进程。在他看来，参与北京国企改制，对苦寻出路而无门的温州3000亿民间资本，意味着双赢的商机。

　　的确如此，进入新一轮改制期的北京国企，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民企的灵活机制，他们希望温州商人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能给僵化的国企带来一些变化。

　　“双方对‘考察活动’充满了期待，他们(北京方面)要求我们在两会之前成行，”周德文透露。为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北交所副总裁杨淦于2月17日再次来温，对华尔投资、正日投资、光上集团等进行“游说”拜访，并表示温州商人“可以参股，可以控股，也可以收购兼并(国有企业)，什么都能谈”。

　　杨的表态坚定了温州商团的“北上”信心，很多企业家包括外界舆论都以为，他们已经为温州游资找到了一条比“炒房”、“炒煤”、“炒水电”更好的低风险实业投资渠道。

　　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温州推介会后不久，一些媒体开始将百亿温州民资“北上”的信息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在一篇篇充满预测与褒奖的报道与热评中，人们似乎看到了温州民资与北京国企互利共赢的前景。

　　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意料，除了“意向”，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家温州企业与北京签订任何合作协议，相反的，逐渐清晰的投资方式上的分歧使这种“意向”变得越来越没有可能。

　　问题已经显露

　　在2月25日上午“投资北京温州企业投资洽谈会”上，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龚莉，向前来考察北京国企改制项目的温州商人亮出了北京国企改制的“底牌”。她表示，这次推出的改制企业“有一部分项目仍然要保持控股权，或者保留一部分国有股权。”

　　比较巧合的是，在接下来的企业交流会上，温州企业家们看重的十几个项目都属于她所指的“一部分项目”，这与原先“什么都能谈”的承诺不一致。

　　“此次北京市国有企业改制、融资项目，涵盖房地产、制造业、服务业及文化产业等十几个行业，涉及资产总额近300亿元，其中不乏北京六必居、王致和、同仁堂、中科院、中关村等知名企业。”周德文说，虽然温州民资很感兴趣，但在招股方式上，无论是“存量转让”、“增量融资”及“存量转让与增量融资相结合”三种模式，都极具操作难度。

　　金群英相中的一个农贸市场融资项目遭遇到的便是股权问题，这个位于郊区的水产市场因为搬迁急需融资3.2亿元的建设资金。

　　“我们要求控股，但他们坚持国有资本要占股60%，”这让渴望话语权的金群英觉得不可接受，“不能自己说了算，投资没安全感。”她说，就算能够控股，高达70万元每亩的土地价格也让她对投资心持谨慎。“显然，这不是水产市场用地的批建价格。”

　　“他们有一点保守，”虞文品对北京国企在股权比例上的坚持如此认定，他关注的一个企业，其管理层级达到7层，“如果无法控股，企业结构调整就会很难，温州民企灵活性的经营优势就无法发挥。”他坦言，这次改制的北京国企基本上经营欠佳，“都是二、三级企业，对兴乐集团来讲，参股毫无意义。”

　　也有“一部分”之外的企业可供温州人选择。为适应北方市场的发展需求，吉尔康鞋业有限公司希望能在北京设立一个生产基地，而与一家鞋革厂的兼并谈判，却因为改制后职工安置的问题而搁浅。“一个注册资金只有340万员的企业，却要求我们承担起现有的145个员工和270多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保险金。”吉尔康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成本过高，制鞋不存在高技术，这种改制要求“也只有北京能提得出来。”

　　引起分歧的还有经营权变更、国有资产流失、债务偿还等问题，它们同样在困扰着温州商团。

　　“我们无法对接下来的形势做出判断，主动权在他们那边。”事实上，金群英并不急于在同北京方面的谈判中表明态度，除了北京，还有很多地方的投资项目供她选择。

　　“转型”还是“炒作”？

　　当然考察并非一无所获，也有人看到了温州民资投资“转型”的一些苗头。

　　“北京作为国内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区，与温州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空间十分巨大，”温州宏泰人造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洪光是少数乐观的企业家之一，宏泰公司引进中科院“纳米自清洁玻璃”技术项目的谈判也可能是本次考察活动最值得一提的转型“成果”。

　　在上海国企改制中已初尝甜头的人本集团董事长张童生也在为同行们“打气”，“北京国有企业若改制成功应是有利可图的。目前的困局在于机制不行，通过改制、并引进民营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可以很好地扭转不利局面。”

　　他认为，北京国企保持控股权的企业多数是属于主业项目，股权多元化是改制企业的发展方向，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正确对待持股的比例问题，即便不控股一样可以得到收益，引进战略投资者看中的是投资者本身的产业背景，及其带来的新机制。”

　　但要“带来新机制”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为此，与温州财团携同“北上”的，还有温州律师协会的律师们，他们将及时地为企业家们提供法律和政策上的风险咨询。

　　温州律师协会会长童平宇，是较早注意到法律问题的律师之一，在商团“北上”之前，他已经就目前民企收购国企存在的法律和政策上的风险，给投资者们打了“预防针”。

　　“改制企业的产权、债务、担保情况以及入股后的管理，都要事先详细了解，国企改制的政策性强，入股之后很容易出现法律问题。”据他判断，北京市尤其如此。

　　事实果然如此，遗憾的是，律师们似乎永远也等不到“用武”之时，敏锐的舆论找到了“北上”的“转型意义”，却没有机会看到设想与现实的统一。

　　“只是商业的往‘转型’的路子上生搬硬套、急功近利，”本地经济学者、温州市社科联主席洪振宁将此总结为一场“炒作”，“招商引资才是目前所需，”他呼吁，温州民资应更多关注本土经济，更多在本地寻找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