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亿元？7500亿元？

　　每每谈论起这么庞大一笔资金的时候，周德文眼都不眨一下。

　　7500亿元，什么概念？

　　相当于天津市2009年全年GDP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央企2009年的利润总和，相当于广东省今年全年新增信贷总额。可是在“温州资本代言人”、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眼里，它仅仅是一个地级市，温州，商人手中的游资总额。

　　在温州，钱的单位好像都是“亿元”(人民币)——俄罗斯“灰色清关”扣押55亿元，山西煤矿被套500亿元，迪拜房地产折损25亿元，海南炒房动用50亿元，3300多亿元选择蛰伏……

　　“我这里就跟医院一样热闹。”周德文用这样一句话开头。他的办公室躲在温州市锦绣路22号一栋并不起眼的小楼的三楼里，唯一证明他重要的，是楼下价过百万元的名车常常一字排开；而上他办公室的电梯，“3”字按钮已经被按得看不出原来的数字。

　　“回娘家”求助的商人络绎不绝，可惜，周德文不是医生，温商在2009年这一年里，还是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倒霉”的一年。

　　山西倒煤 难解的“死结” 商人重利轻别离？

　　颠沛在去山西路上的张涛(化名)显然不会在温州过年了，不是她不想，而是她不敢。这几天偷偷摸摸地回家看了一眼孩子，再找周德文咨询了一下最新进展，她就又踏上了回山西的“谈判”之路。

　　在投资山西煤矿的三个年头里，张涛并未如想象中挣到“盘满钵满”，而是欠了一屁股子的债———2007年，她筹到了2亿元资金，大笔一挥，在山西大同买下了一个年产量为28万吨的煤矿。当时，在大同投资的温州商人不少，确切来说，到山西掀起大量“倒煤”的人，是在2003年左右。

　　“现在回头看看，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张涛起初是在山西帮亲戚打理投资事宜，待到她出手，为时已晚，“2005年的时候，据说有600多个矿井是我们温州人投资的，资金大概过千亿元。”那一年，国家包括山西省已经开始着手整顿小煤矿，一部分有远见有眼光的老板开始陆续撤离，可“后知后觉”的张涛看着煤炭的价格依然节节上升，忍不住于2007年出手。

　　没想到一年之后的2008年年中，为了迎接奥运会，张涛的矿被关停了，“我以为这是一时的。”张涛几乎要哭出来了，因为一停就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啊，亏了差不多一亿元。”

　　更让她绝望的是，2009年10月25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和山西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的通知，对小煤矿进行资源整合，这意味着活跃在山西煤矿的500亿元温州资本生死难料。

　　张涛借来的2亿元打了水漂，她不敢再回老家———温州水头镇。悄悄地把孩子送到了杭州后，由丈夫镇守山西，而她自己则在浙晋两地跑来跑去。她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屡赴山西“讨钱”。能否讨到？张涛很悲观。

　　像张涛这样的“山西煤老板”，以温商为核心的浙商就超过450名，超过500亿元被套。欲哭无泪之际，煤老板们2009年12月声泪俱下地给山西省政府发出了一封名为《一场“等不起的”重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的投资资金凝聚着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心血，是他们的希望和寄托，这样，我们将无法面向家乡父老，有的甚至会走上绝路，更会造成浙江千万个普通家庭的破产。”浙商们诚恳地希望山西省政府能合法地对煤矿的补偿问题作出回应。

　　发出去后，这封信至今仍石沉大海。

　　不到一个月之后的2010年1月8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再度发布了一份《致全球浙商公开信》，这一次，浙商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尖锐地指出：“在这次山西煤改中，由政府指定交易对象、交易价格、交易时间、交易方式，剥夺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决策权。当初山西大张旗鼓地来浙江招商，现如今唯恐驱之而不及，视原定契约以及核准为废纸，置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于不顾。这种明显违背国家现行法律、与市场经济公平自愿契约原则冲突的煤改政策，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在这封被媒体称作“投资红黑榜”的信中，山西被高调地封为“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并以“山西煤改对浙商的影响人数超过数万”、“本次山西煤改对浙商尤其是温商的投资信心造成了巨大伤害，导致很多浙商对去山西投资望而生畏”等严肃措辞，向世人公告他们的委屈。

　　小煤矿主们还在躲着藏着，周德文也在奔走呼吁着，可结果依然难说乐观。周德文说：“政策的风险远远大于投资的风险和金融的风险，这次让温州人完全措手不及。”

　　显然，山西煤矿是一个“死结”，没有人可以打开。“最近又有消息说，山西的小煤矿将会重新向民间资本松绑，”周德文摇摇头，“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迪拜投资 易解的“活结”

　　跟山西一起上了“投资黑榜”的，还有迪拜。

　　没有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迪拜巨债危机，国人或许还不知道咱们的“温州炒房团”已经远赴中东开拓市场———红黑榜上，浙江商人在迪拜损失了20亿元人民币。

　　“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从2009年12月爆出迪拜巨债危机以来，周德文的口风从来没有改变过，无论是接受中央媒体采访，还是对话千里迢迢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回来的温商，“在两种情况下温州的资本会选择进入，一是低谷时，就是所谓的‘抄底’；另一种情况是看涨。迪拜市场属于前者，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周德文还是无法改口地把迪拜地标哈利法塔称之为“迪拜塔”，他只是一再强调，年后便组织温州企业家去抄底迪拜塔。

　　然而有一个人比周德文行动更快，他叫王伟胜，典型的温商。在他厚厚的简历中可以看到：12年前进军迪拜商圈，2006年斥资购买阿联酋国有电视台———阿拉迪尔卫星电视台，后将其改名为亚洲商务卫视，并于当年入围“CCTV年度经济人物”，推荐理由是，“新浙商的代表”，不是炒地炒房，而是瞄准媒体，迈向海外。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王伟胜一再解释：“我觉得媒体对迪拜和温商报道可能有些片面，其实，巨债危机、房地产贬值对大部分温商的影响不是很大。”

　　实际上，这也跟迪拜的房地产政策有关。迪拜的房地产市场是在2000年才开始对外开发的———换言之，10年前迪拜才允许卖房给外国人，外国人不仅可以拥有迪拜永久产权的房产，还能拥有永久产权的土地。

　　也正是这样，对迪拜市场相对熟悉的温商打开了迪拜房地产市场的大门。“2008年之前投资迪拜楼市的中国人都挣了大钱。”从事房地产中介行业的胡先生透露，他2006年在迪拜花74万元买了一套两室一厅95平方米的公寓，一年后以130万元卖出；2007年年底他又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办公室，但眼下这套房产却贬值了30%，如果赶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卖出，他本可以坐享3倍的利润。

　　据悉，从2002年至今，大约有1万华人在迪拜买了房，总投入折合人民币约20亿元。只不过，像胡先生这样风风火火炒房的，在迪拜是个典型。正如王伟胜透露的，大部分在迪拜的温商以经商为主，买房子只是为了自住，“大部分人选择分期付款，所以被套的程度远远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十多年在迪拜的摸爬滚打，让王伟胜的脸淡定得波澜不惊。

　　跟山西相比，迪拜市场是一个活结，无论是周德文还是王伟胜，都十分乐观：“我们的共识是，迪拜的债务危机虽然有影响，但是这个市场底子好，就像股市，总会有起有落吧？我可没听说过有人会从那里撤资。”

　　海南炒楼 未卜的“新结”

　　温州热钱惊人，当海南成为全国焦点的时候，温州人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几乎大部分新闻都有关于温州炒楼团重资囤地的阐述，甚至还有传言说“温商千亿投资海南房地产”。周德文笑着说：“没有那么多，大概也就40亿到50亿元吧。”

　　周德文说得很轻松，乃至于他自己也错失了“炒海南”的机会———著名的三亚凤凰岛项目副总是个温州人，开盘前曾经回温州找周德文一起推广，“那时候叫价大概每平方米5万元左右，”周德文说，“可这两天一看，7万元！都跟迪拜塔售价一样了，而且7万元还订不到房子。”当初在温州卖出去的预售单，现在已经炒到了50万元一张，“当时给我，我还没要。”

　　“疯涨”是周德文下的定义，事实证明已经有不少温商在这轮疯狂的盛宴中上演了扣人心弦的资本狂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温商透露，仅仅两个多月前，在朋友的引荐下，他去了一趟海南。结果是他们马上招募来6000万元杀入海南楼市，现在那些房子的市价已经过亿元，并于今年1月底转手卖出去，净挣4000多万元。

　　疯狂时有发生，但高峰远未来临。周德文也承认，目前温商尚未全力投资海南，春节后或将增加，“现在很多企业家已相约去海南，一边避寒，一边过年，一边考察市场”。

　　记者从温州的旅行社也确认了这一说法。温州最大且资历最深的国旅旅游公司工作人员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过年期间去海南的团费几乎翻了一番。”以三亚直飞5天团为例，2月9日的价格为3880元/人，到了最高峰的大年初二(2月15日)竟然高达6580元/人，“我们不太确定这是否跟房地产有关，但海南线是我们这里冬天的经典路线，最近更是特别火爆”。

　　凭借国家战略成为热点投资区域的海南，疯涨的房价已经引来专家的非议：小心泡沫。面临着即将冲向海南的温州投资大军，周德文仅仅保守地表示大家是过去“考察”的。在他眼里，海南是一个未知的结，毕竟，温商炒房炒成房东的大有人在。

　　温州资本流年不利

　　2009年6月29日俄罗斯以“违反环境卫生规定”为由，对切尔基佐夫斯基佐沃市场进行整顿，打击“灰色清关”走私行为，并临时关闭了该市场。包括浙商在内的数万名华商的钱款货物被扣留在市场内，其中温州商人上报的损失超过8亿美元。

　　2009年11月罗马尼亚爆出“收费门”事件，商场管理方以停水、停电、关闭洗手间等措施使罗马尼亚华商聚集的“中国城”基本陷入了瘫痪状态，6000多家商铺及大量仓库的财物安全面临极大危机。涉及商铺加起来有3000多家，其中大部分为浙商经营，这些商铺目前的市场价值估计在3亿欧元左右。

　　2009年12月迪拜爆出债务危机，温商折戟迪拜房市的消息同时传出。据悉从2002年至今，大约有1万华人买了房，总投入折合人民币约19亿元，至少有一半资金被套牢。而名噪一时的“上海岛”计划也已暂时搁置，何时动工需看大环境。

　　2009年12月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商矿业发展研究报告》称，省内基本不产煤，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在省外投资煤矿及其资金面临严峻形势。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商人在省外投资煤矿450多座，总投资额500亿元以上，与煤炭产业相关的浙籍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煤炭年产量5000多万吨。

　　温商手里的钱，都是朋友拉朋友、亲戚拉亲戚凑起来的；没出事叫灰色，出了事就叫非法——

　　资本窘境：游走在灰色与非法之间

　　温州人有钱。

　　站在温州市中心街头，身边总有宝马、奥迪呼啸而过，“我们这里的好车，比上海还多呢。”从安徽过来打工的司机小周有一丝骄傲，“前两天看到一个结婚车队，前面是一辆大红色的法拉利，后面跟着十多辆悍马。”

　　好车，是温州人炫富的方式之一。他们有钱，却不轻易在话题中提到“钱”字，尤其是在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在那里，“民间集资”和“山西煤矿”一样，都非常敏感。

　　资本逐利的硬伤

　　水头镇的典型性，用3个数字便可说明———这个原住民不到5万人的小镇，有300亿元民间资金投进了山西煤矿，最高峰时，这里的热钱收购了山西60%的中小煤矿。

　　镇里没有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人力三轮车时时在路上跟私人的宝马、奔驰、沃尔沃挤着抢路，看起来十分不搭调。

　　“想赚钱就投钱，就是搭个车嘛！”水头镇居民陈先生所说的“车”，就是“投资山西煤矿”。这位40多岁的中年人满脸沧桑：“我们温州人的特点，就是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投资；看到别人有钱赚，我们也想搭车赚一点。”本着逐利的原始冲动，他在十多年前就拿着用房产证抵押回来的30万元，交给了自己的亲戚。

　　第一年，这30万元轻而易举地挣回了18万元。但此后，钱越挣越少，直到去年，全部在山西“倒煤”中泡汤。“温商手里的钱，都是朋友拉朋友、亲戚拉亲戚凑起来的。”可惜，陈先生一直处于金字塔的底端，常常不清楚钱最后交给了谁、投资在什么项目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钱交给有信用的人，而不知道项目有没有前景。”

　　“朋友拉朋友，亲戚拉亲戚，凑起来，”这便是温州民间资本几十年来的集资“土方”。

　　隐约觉得不妥，但为暴利所惑，陈先生在这样的路子上走得颇为坎坷：“这些年来，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上家。最可怕的，是有些人明明挣钱了，却跟我们说没有，那就意味着一年都没有分红……”所以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正职———为当地皮具厂提供原料，水头，也曾是中国的皮具之都。

　　钱亏没了，又不至于饿死。在这样矛盾的中，陈先生的义愤显得很无力，而整个水头镇都处于这样一片郁闷之下。追逐高利润，本属热钱通病，温州也不例外，可是温州热钱的堆积方式，却是经历了几代人都无法克服的硬伤。“没有标准，不受法律保护。不出事，这些钱就称作‘灰色地带’；出事了，就是‘非法集资’。”周德文心里十分清楚。

　　尽管如此，这样的硬伤还将继续伤下去，温州一家银行的行长坦言：“温州的经济是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只要蛋糕画得够漂亮，这种模式还是会继续下去———时间会抚平一切的。”

　　热钱出路的忧思

　　“见房就买，见楼就收。”这是用来形容温州炒楼团的。“温州炒楼团”这个专业名词何时出现，似乎一直都没有正式的考究。从2000年开始，不少大城市的房价开始飙涨，而背后推波助澜的，总少不了温州热钱的身影。

　　只要去过温州的人都知道，那里的房子一点都不便宜。“你看看，市中心的房子要两三万元一平方米，前面这个广场，一平方米叫价4万元，而且都是400平方米起卖的。对不起，我住不起。”每天穿梭于这个城市的东北司机小张到温州打工已经10年，现在还得租住房子。

　　更让外来者吃惊的是，温州市民可以在本地的新闻综合频道看到最新温州房产报道、全国15个城市住宅交易相关数据等，专业得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温州人受制于环境资源，人均不到三分地，人员流动带动资本流动，再加上资本自身的逐利特性，出现温州资本炒房团、炒煤团等现象，这很正常，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是难以压制的，只能疏导。”在1月份召开的浙江人大会议上，省人大代表潘孝政为温州民间资本如此辩护。

　　潘孝政说的，只是一部分，更多人认为，炒房带来的暴利，才是热钱蜂拥的根源。“这是真实个案，两口子一起办了一个加工企业，老婆管财务，老公管生产销售，一年赚个几百万元。然后，老公那边方方面面都要应酬，老婆这边拿钱去买了一套房子，倒卖一下，一年赚的房子钱就超过工厂一年的纯收益。这样一比，谁还干实业？”本地的金融学者解释得颇为生动。

　　于是，从2000年开始，温州人开始在上海、杭州、苏州、厦门、北京、宁波、金华、广州、深圳等地置业。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一位温州购房团的成员算了一笔账：“按照回报率15%计算，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炒楼可以说是‘温州第一产业’。”

　　其实，潘孝政的说辞与专家的看法并不矛盾，本质均在于民间资金的出路。在拥有着官方说法高达6000亿元热钱的温州，中小企业借贷难问题始终解决，原因很简单———中小企业的借贷大多用于制造业、加工业的发展，利息远远低于热钱在外围“炒”来的利润。可是，这么大一笔钱，也有自己的困局：暴利行业已基本被国企抢占，传统的微利行业又没有竞争优势可言，钱虽然炙手可热，但投向何方及如何规避政策打压始终是个难题。

　　这，已经到了温商不得不直面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温州资本客观上导致了房价的上涨，”周德文在温商又摩拳擦掌准备出发去海南考察之前，坦率地说，“我们应该反思对外投资方式，例如，参与炒房。”

　　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说：

　　我们或许站在十字路口 但我们已经准备好出发

　　“忙！”“很忙！”似乎已成为周德文的口头禅。世人对温州资本越关心，周德文的责任就越大。“现在也许是温州资本的徘徊期”，作为“温州资本代言人”，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羊城晚报：周会长，请您总结一下2009年温州资本的表现。

　　周德文：流年不利！坦白地说，这一年里，温州资本确实处于徘徊期。先是俄罗斯以打击“灰色清关”名义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后是罗马尼亚查封300多家中国商铺；再接着则是山西煤改事件和迪拜巨债危机。来自温州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28日，温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了5172.76亿元，比年初新增910.15亿元。而2008年4月末，存款余额仅为1851.09亿元。

　　温州资本大幅回流，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事实。

　　羊城晚报：这次山西“倒霉”事件，是否意味着温州民间资金链存在着天生的缺陷？

　　周德文：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温州的民间集资方式，并不是国家规范化的途径，而是一种松散的资本集合。以山西投资为例，一个煤老板大概需要1.5亿元的资金，那么这个人会按照2亿元筹集资本，他会在民间找4个大股东，每人负责出资5000万元，然后大股东又找10个中小股东再次集资。第一层股东是知情人，但是第二层股东就未必了，他们不参与生产经营，也没有正式的股份。大部分人是按照可固定回报分成，也有的按照效益利润分成。有的山西投资资金，就像一座金字塔一样，足足分了5层，最底下的人有可能才出资5万元。

　　这样的集资方式没有标准，也不受法律保护。无论是上层的人，还是下层的人，均如坐针毡，如履薄冰。可以明确地说，温州资本不出事便属于“灰色地带”，出事了便是“非法集资”。

　　羊城晚报：2009年的打击，会不会对温商的投资热情产生影响？

　　周德文：温商精神便是“敢为天下先”，换一种说法就是敢于冒险。在温商的眼里，没有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温州人骨子里有一种“赌”的天性，例如发生战争，大家都想着怎么撤退的时候，温商却兴奋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赚钱的机会来了。美国攻打伊拉克，就在美军宣布结束军事行动的第二天，巴格达街头便冒出了30多名温商。我用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温商是那种想到就去做的人。

　　2009年最伤的是山西煤改事件，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政策的问题。对于温商而言，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但是，我想解释的是，什么是温商？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看到了绿灯，他们便会跑步冲过去；如果看到了红灯，那么他们绕道走也要走在别人前面。一切问题通过市场解决，从市场里寻找答案。

　　羊城晚报：在2010年，温商的投资方向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周德文：我不能具体描述每一笔资金的去向，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在两种情况下，温州资本会进入：第一是低谷时，进入抄底，这是最好的时机，迪拜市场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况，哈利法塔的竣工并不代表经济好转，迪拜的巨债危机可能还要个两三年消极影响才可消除。但是根据我们在迪拜2万多商人反馈的信息，现在已经接近谷底了。哈利法塔开盘时售价每平方米6万-7万元人民币，最高的时候去到20万元，现在又跌回7万元左右。跌幅将近三分之二，我认为这是一个机遇。

　　第二种情况是看涨，趋势明显，海南房地产就属于这种情况，温商对这个项目也非常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