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温州人从细枝末节起家，这一点不同于欧洲各国的原始资本积累，也不同于北美依靠黑奴贸易的发家史，从皮鞋、纽扣、小五金、打火机、圣诞礼物一直到成人性玩具，温州产品几乎是从这些“小玩意”中长大成材的。尽管再完成资本积累之后，资本的逐利性驱使温州的民间资本走出了这些小玩意行业，广泛涉猎房地产、矿产与能源开发（主要是煤矿业与水电）、交通（出租车承包与转包）等。但不可否认，富有活力的企业家精神在任何一个产品中都得到了体现。

　　温州人不声不响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现在看来除了务实之外，也使温州这个城市远离意识形态争论的喧嚣。当全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陷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时，温州已经开始领先一步了。对温州模式的评价，总结如下：

　　1，小政府。政府放任经济的态度，也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而管制成本过高所致，这一因素导致了当地企业家行为的扩散。这符合韦伯对企业家精神的描述，尤其符合边缘地带这一点；

　　2，传统。金祥荣等指出温州以叶适功利主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类似文化基因一般，致使“商业、生意”等理念深入温州民心；

　　3，缺少国有企业。从行业层面来说，温州缺乏国有企业，甚至连集体所有制企业数量也相当少。因此一个企业进入新行业实际上是开拓者，具有进入优势。从城市层面而言，当中央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还在犹豫是否放开私营企业与自由市场的时候，温州的草根力量已经如火如荼发展出了民间金融市场，支持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4，信用体系。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有法律保障的契约信用。而温州人通过方言进行识别和确认，以及一旦发生道德风险，违规者的信息会迅速在圈子里传开而导致整个温州人联盟不再与其有生意往来的严厉惩罚，产生了一个非正式的但是又行之有效的信用体系。

　　以上4个最主要的原因致使温州经济的发展在1990年代后期被称为温州奇迹。而事实上，温州经济一直在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只要有这样的环境，就容易达到这样的目标。费孝通在《小商品、大市场》中曾经论述这一模式。费孝通当时认为：温州模式是指当地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省吃俭用，把在外挣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形成温洲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而实际上，民间标会的存在也是家庭作坊式生产所需要的资本来源。由于费孝通的身份，所以这一个虽然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重视。随着近年来，中央领导频频访问温州，也说明了温州模式已经得到中央的关注和肯定。

　　体制改革

　　温州模式的意义在于告知人们市场化以及发展私营经济的好处，显示了资本流向以及促使早就意识到大锅饭体制必将破产的人们“下海”经商。

　　李甫军在《东部模式对西部开发的意义》中提到东部模式不仅在协调东部的政府与民间关系上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在于启示并激起西部的市场意识。但是这一层意义并不为人所知，因为这是在市场体制与其他体制之间作出选择，而由于隐藏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以至于并不明显。

　　市场化具有已出效应，这一点会造成对政治体制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能激发底层的意识觉醒，从而拓展底层在其他方面的自由。

　　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本身作为一种商品是有其价格的，而这种价格信号由于隐藏在市场化改革本身之后，变得不为人所知，但是并不表示这种价格机制就不起作用。实际上，当前的一些研究表明（比如公共选择理论），地方政治家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就体制改革问题的决策就类似于企业家在不同生产之间的决策，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中国地方政治家面临更为严重的来自中央的管束，由于地方长官通常是中央委派，所以相比于地方土生土长的官员而言，他们更为缺乏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责任，而越是这样，中央对此的监控就会越严格。

　　而温州的好处在于它并非是浙江的省府，而且原来也不是属于财政大户城市，因此对官员反而没有激励。而官员也缺乏对此尽责的激励。结果早就了温州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当地企业家一心发展经济。

　　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中国官方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城市排名来衡量官员的政绩，但是地方上的富裕也是中央觊觎的对象。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始终存在，尽管力量上并不均等。而潜在的对于城市绩效的评价，却会影响官员的晋升，虽然到目前为止，在浙江取得政绩上升到中央担任领导的官员不多，但是这可能是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城市博弈

　　中国城市的地缘政治一直是隐而不宣的潜规则。在长三角区域，每一个城市都想争取在其中的领头位置，这不仅是说在政治影响力上，而且在各个方面，例如在奢侈品消费、房价、甚至港口等。

　　上海房价在中央的严厉要求下，政府出台了严格的调控手段来抑制房价。这种高房价很大一部分原因被归罪于温州炒房团，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表明温州的民间资本在追逐上海的房产上占据大头，但是普通上海市民都有这种想法。对于房产泡沫而言，真相尚不清楚。凯恩斯所谓的资本流动性陷阱，在此到底吸引了多少投资性资本，很难估量。而且由于房地产新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权问题，因此对于游资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即便不转手交易，房产也可以用来出租。如果温州民资确有大量资本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那么引起上海市政府的惊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温州也是靠海城市，但是缺乏深水良港的优势，而上海同样缺乏这样的优势。但是上海市政府却修建东海大桥连接大小洋山，建设洋山坳码头，与宁波的北仑港形成竞争，有不少意见担心在长三角修建如此密集的集装箱码头会形成不良竞争。但也有意见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长远来看，效应不仅仅在显示一代领导的政绩，而是会带来长期收益。这也是竞争带来的好处。

　　上海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在长三角区域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起房地产价格的限制，导致商务成本过高，周边的二线城市开始成为FDI的新宠。江苏昆山的工业园区吸引了大量顶尖的跨国公司，尽管上海也吸引了不少顶尖奢侈品牌，但是长远看，很难说谁的后劲会更足。而更为重要的是，对本土力量和FDI之间的竞争关系如何看待的问题，温州民资在自发秩序中成长，而上海靠FDI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正在上升，而且目前温州的增长速度还跑在了前面。尽管温州由于基数较小，但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并不容易。

　　这中间民资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江浙一带民间投资团有几十种，资本总值高达数千亿，但是由于这部分资金大部分用来投机，有一些存在被套牢的危险，尽管据估计可能已经出问题的不足400亿。这些被套牢的资金主要集中在棉花、小水电以及出租车的包转等项目上。但是以温州民间资本为代表的所谓炒房资金的实际影响要小得多。投资者转而将手中的房子出租来获益，并且大量资金原本就是以银行贷款介入的，所以民资在房产新政下的损失可能比想象得要小得多。真正被套牢的是银行贷款，而非民间资本。

　　民间资本

　　现在普遍有一个说法，认为民间资本的出路是困境重重，无论是不景气的股市还是预期看跌的房市，表现都不尽如人意。矿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对民资而言，还远远没有真正放开。以水资源为例，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普及，尽管有一些尝试。而且在现实的操作中，政府对水权公开拍卖的背后，却依旧是地方水利局或者水利系统内部占得了先机。在其他重大的项目投资中，外资与民资在竞争原本就稀缺的名额。而在我们国家，FDI作为一项政绩考核的变相标准的情况下，民资难以获得与外资的同等待遇。

　　由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依靠投资驱动增长，尤其是外商投资，所以黄亚生最近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尽管中国的成绩是显著的，电视上就能看到——到处都是摩天大楼、令人赞叹的高速公路、超现代化的机场，等等。但鲜有人会问建筑业迅猛发展的资金从何而来。而事实上中国城市繁荣兴起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于沉重而间接的农民赋税，包括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也来自于未来可能减少向中国快速老龄化的人口所支付的养老金，还来自于限制对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小型私营企业家发放的银行信贷。并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府更关照外企，而不是国内企业。与国内同类私营企业相比，在华经营的外企通常会认为中国的经营环境更优越。最近，世界银行(World Bank)对世界商业环境进行一次调查，调查涉及从劳动法到腐败的10个方面，而在其中7个方面，认为中国商业环境抑制了经营的国内私企比外企要多。

　　但是黄亚生也明确指出虽然人们可以吹捧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但只要简单算一算都能看出，国内私企的经济贡献使外企相形见绌。2003年，在城市里，国内私营企业雇佣了大约4800万名工人，而外企仅雇佣了860万。外来直接投资基本上尚未触及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中国的农村企业家已创造了另外1亿个非农就业岗位。政府如此不公平地对待自己的企业家，这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所做出的政策都是向外国投资者倾斜，并且程度相当大。所以民资在竞争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何去何从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更何况此前政府为了抑制2003－2004年的经济过热情况，出台了严厉的行政干预措施，强行打压市场。而事实上，政府政策具有滞后性。叶航教授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表明，当政府出台抑制经济过热的手段的时候，经济实际上已经从顶峰开始回落，而经济降到谷底的时候，可能是今年下半年，政府的抑制政策正好发挥作用，无疑会使经济雪上加霜。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房地产和原材料行业就会趋冷，此时民资的走向会影响中国经济的走势。

　　为此，有几个值得努力的方向：首先，当然是给民资光明正大的身份；其次，要鼓励民资参与回报周期比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政策上给予一定优惠，有助于将用于炒作的民资聚拢起来作长期打算；进一步推动政府部门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让民资进入，打破行政垄断的格局。另外，城市之间博弈造成的重复建设以及恶性竞争的问题，应该在法律体系以及政治体制上下功夫，促成其良性互动。

　　浙江民资的活动之高效世人瞩目。但是最近由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中国商务部在特保条约面前有所退让，加上宏观调控的影响，最终导致浙江民资陷入了困境。当然这并不全是欧美使坏招的结果。随着产业的扩展，如果没有技术革新以及研发投入带动的产业升级，一个行业的竞争会迅速把利润摊薄，充分竞争条件下，大家的边际利润都是零，无非现实中有所约束，但是所赚应该不多。这样的市场决出来的多少民资会留在一个行业，是无需政府干预的。

　　由于欧美的政治影响，导致中国纺织品出口世界市场受限，这样原本均衡的市场，由于需求人为减少，造成了生产过剩。这个时候民资的自觉瘦身，从这个领域退出，显然是冷暖自知的反应，各个对市场把握不同，退出的幅度也各不相同。但仍然是市场运行的结果。

　　国际表现

　　温州在国际上的表现可以从温州人在国际上的称呼“中国犹太人”窥见一斑。但是近年来事情并不一帆风顺，价格优势导致欧洲各地失业率上升，从而产生了不仅需要面对反倾销调查，而且还有其他基于政治考虑的壁垒。

　　以打火机为例，出口到欧盟的２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被要求必须有保险装置，使温州打火机出口面临失去价格优势。温州打火机生产占据95％的国内市场份额和70％的国际市场份额，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为倾销。2001年，温州打火机出口7162万美元，分别占浙江省和我国打火机出口总值的95％和27％，出口国家为68个，其中出口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有13个国家。出口排名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香港和荷兰。向欧盟国家共出口2530万美元，同比增长3.62％。

　　据统计，1997至2000年分别向欧盟国家出口1293万美元、1785万美元、2271万美元、2442万美元。从历年的数据看，对欧盟出口已经从高速增长期过渡到稳步增长期，市场规模基本形成。这直接冲击了欧盟打火机生产商的经济利益，令欧盟频频启动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措施来限制温州打火机出口的主要原因。但欧盟国家垄断了打火机的“几乎全部专利”，其注册难度之大、费用之高、时间之长无疑令温州打火机企业望而却步，这也是温州企业偏好价格牌的重要原因。但是新的形势也说明单纯依靠价格而不占领高端技术是走不远的。从长远来看，全力打造国际名牌，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同样遇到反倾销问题甚至更为严重的是温州鞋。

　　温州鞋在世界各地遭遇抵制，不局限在发达国家，而且也发生在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一方面虽然说明温州鞋的成本优势，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在国际竞争中价格并不是唯一致胜的因素。

　　以西班牙焚鞋事件来看，不仅在价格上冲击了当地的市场，引起大量西班牙制鞋工人失业，对当地政府形成了压力。而且由于温州鞋商在休息日营业，极大冲击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也是鞋商面临危机。

　　由此可见，当前温州面临的国际竞争不仅是质量、技术壁垒、也是政治和文化的竞争。政府应该充分利用WTO框架为企业在国际法层面取得平等竞争的环境，同时在上述危机中，行业协会以及商务部的作用虽然得到了发挥，但是还远远不够。在争取平等竞争地位上，只要符合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条件，中国就没有必要在商品价格上作出过多让步。尽管长期来看，提升人力资本的价格将会带来稳定的收益。但是阶段性选择上如果认为增设贸易壁垒以及限制商品价格，最终将损害产业工人的利益。可以预见，这个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尚存问题

　　温州民资的投机和短视行为实际上是资本的普遍特征，或许只有从市场上得到直接的教训，才会使资本所有者变得谨慎，而靠政府的强制干预，只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反而不利于资本达到最优配置。

来源：博锐管理在线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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