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奉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经典的“温州模式”，近来更多遭遇的不是赞美而是质疑。随着温州GDP增长速度在全省排名下滑得到省统计局的数据验证后，“温州模式”似乎已经在一夜之间被追随者所抛弃。然而记者日前随同我市部分企业经营者对温州的一次探访发现，“温州模式”不仅没有没落，而且正在发生许多让人兴奋的变化。组织本次探访的市企业发展智库学会会长周寿伟告诉记者，温州企业和政府展现出的创新精神是“温州模式”仍然引领中国民营企业继续前行的根本保证，金华企业应该继续从其中汲取养分。
温州没落？
从2003年开始，温州经济的发展速度跌进了浙江省11个市的倒数行列。当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长滑落到浙江省倒数第二，7、8两月更是排在末位，甚至有经济学家据此认为“温州模式”在走向消失……
温州的产业格局一直以轻工业为绝对主导，拥有“中国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包装城”、“中国眼镜城”等19个“国”字规模的产业。温州市委、市政府也制定了“国际性轻工城”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轻工业的绝对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温州的发展，使其难以顺利进行产业升级与调整。近十多年来，温州制造业结构演变缓慢，唱主角的还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认为，温州人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为保障交易顺利，更多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如在亲戚朋友等熟人间进行交易）。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其结果，是在各地民营化改革的进程中使先发优势弱化。
与此同时，温州资本外流的汹涌大潮却与日渐落后的温州经济增长速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据温州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从1998年开始企业外迁，到2001年为止，温州累计在外投资1050亿元，在外的温州人总数已经达到154万人。
因为“温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对匮乏，科技相对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不适合大企业建立研发部门”，所以正泰集团等温州当地知名的大企业纷纷把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强辐射力，建立国家级的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无论是找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管理人才，“在温州好像大海捞针一样难。”以上种种几乎成为许多温州企业经营者共同的感受。
温州龙湾区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在温州，土地等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企业壮大的硬约束。
据介绍，目前温州外迁企业仅有名有姓的已达1000多家，其中不乏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整体外迁的企业有250家，预计资本外流在100亿以上。
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近年来日益高涨：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形成温州资本的新一轮外溢的“井喷”行情。
近年来，温州市企业外迁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变化；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的变化。甚至出现整个产业转移的“胜利大逃亡”现象。
如前几年的温州灯具业外迁广东；家具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移师上海、东莞；今年合成革行业的20多家发展型企业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业的20家企业外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塑料编织行业的45家企业联手转移西部，投资6亿元建立塑料编织产业园。
种种迹象表明，大量企业外迁、资本外流，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外迁和转移已经造成了温州市经济发展的困境，自今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低，工业企业“三角债”现象的重现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制造业投入不足，同时也可能让温州变成一个消费城市。
洪振宁被学界和新闻界誉为对温州模式研究颇具造诣的本土学者。他说应该正确看待“温州这两年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温州本来的发展就是超前的，这两年的发展在浙江省内相对是慢的，但在全国还是领先的。温州初起时，全国只有温州普遍民营化，在同其他机制的经济实体竞争中占有特殊的优势。但这种超前行为随着全国企业民营化的深化，其他地方集体企业纷纷改制成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温州这种先发优势弱化了，原来制约温州发展的因素就开始发生作用了。 他举例说，温州由于面积狭小，山地众多，土地资源一直很紧张。温州经济在产业链的环节上不算高，但在发展过程中也还是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可以说，即使是龙头企业，也没有一家发展所需的工业用地解决得很好，更不用说那些规模更小的企业了。龙头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受到资源瓶颈的制约，必然要向中心城市发展。而且这些企业外迁后在外地往往能享受到特殊待遇。小企业搞地的成本更高，自然也会延续这种趋势。
“现在企业搬出去的不多，主要是增量部分因为受到用地限制搬出去。全部搬出去的企业很少。”
“一般来说，处于产业链底端的产品，像拉链、纽扣，可以在温州生产。但像服装工业，不可能长期在温州这样的偏远城市立足，它的设计、推广、销售、市场都在大都市，必然要向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靠拢。而且服装工业产品生产线和管理都比较单一，从长远来讲两地管理成本太高。”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说。
“更多的是像正泰公司，在上海生产的同温州生产的不是一种产品。”
温州困局就是中国困局
洪振宁则表示，温州GDP排名下滑不足为怪，这是温州10年持续高增长之后的合理调整。他说：“如果一定认为‘温州模式’出了问题，问题的根源也不在这里。温州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的改革不够深入、不够到位的问题。解决温州问题不应该就温州说温州，要解决整体性的问题。”
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只是体制外改革的优势。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
现在，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并非指现在温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意在优化服务的“效能革命”，而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他举例说，早在1986年，“中国农民第一城”———苍南县龙港镇就提出与平阳县鳌江镇合并设市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也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18年过去了，规划文本不知做了多少，由于两镇合并必然要调整行政建制与管辖范围，影响到一些地方与部门利益，温州地方政府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现状，以致这座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市”至今镇不像镇、县不像县、市不像市。
与整个温州一样，“农民城”的先发优势也已经逐步丧失殆尽，多年来依靠民间经济力量推动的龙港，正面临衰退的危险。
再如：温州曾经有过20多年前利率改革的一马当先，但时至今日，温州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银行；温州曾经有过十几年前王均瑶包机的惊世骇俗之举，但均瑶集团进一步参股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范围炒房，但在温州本市的80多个行业中，只有41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改革先发优势的弱化，以及制度创新的匮乏，反映在发展上就有一个“时间滞差”，它将在近几年凸显出来。如果没有改革的全面推进，温州注定要向原来的位置回归。
他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它不可能率先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完整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全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套推进，温州推进经济改革的难度会不断增加。
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实际上是率先遭遇了其他地区即将全面遭遇的另一种失衡问题。于是我们说，温州GDP的相对下滑，不仅向温州当地政府发出了值得重视的信号，而且历史性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必须及时配套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