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崇尚温州经济发展模式，赞誉敢闯天下的温州人为“中国犹太人”，这诚然是对温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热情肯定。然而，毋庸讳言，仅仅了解今天的温州，经济的温州，以发展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还是不能深得“温州模式”之堂奥。唯有深入了解历史的温州、文化的温州、殊具人文特色的温州，才能真正破解温州经济发展的谜团，才能切实把握“温州模式”的底蕴，也才能深刻理解温州文化先贤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温州市前身为永嘉郡。其建县始于汉顺帝永和三年，即公元１３８年。晋太宁初（约３４２年左右），置永嘉郡学于华盖山麓，温州立学自此始。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谢灵运、颜延之以及为《三国志》作注的大史学家裴松之，均任过永嘉太守。文学家丘迟于任永嘉太守期间还作过《永嘉郡教》，而且早在４２０年左右，郑缉之便撰成温州最早一部地方志《永嘉郡记》。由此可见，温州之人文开化早，其重文重教由来久矣。
   
　　唐高宗于上元二年（６７５年）将永嘉、安固（瑞安）两县置温州，从此永嘉郡有了 “温州”之称。至宋代，温州学术文化与商业手工业获蓬勃发展。北宋皇佑年间，永嘉王开祖、林石、丁昌期称“皇佑三先生”，在华盖山等地设书院讲学，从学者甚众，开永嘉学术之先河。元佑年间，又有周行己、许景衡等九人号称“永嘉九先生”，从王安石新学，两度在温州授徒，将新学、洛学、关学引入浙东南，使温州学术文化步上新台阶。至南宋前期，薛季宣开创事功之学，永嘉学派正式产生。之后，陈傅良进一步阐明和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上承薛季宣，下启叶适，在永嘉学派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叶适是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他深入研究事功之学，用功利来衡量义理，认为义理不可脱离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他将事功之学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认为“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他的事功学说，直接为政治改革和抗金主张作理论上的论证。此外，叶适在哲学、史学、文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贡献。与此同时，永嘉出了四个诗人，即徐照、徐玑、翁卷及赵师秀，因其号或字中含“灵”字，被称“永嘉四灵”。他们反对江西诗派“要求字字有来历”的主张和“袭用前人诗意略改其词”的做法，提倡诗歌的个性和创新，同永嘉学派注重功利与实际遥相呼应。
   
　　人所共知，南宋时期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盛行全国，其末流空谈义理，不务实际。而永嘉学派奇峰突起，与之三足鼎立，反对陈腐观念，不迷信权威思想，不讲究来历依据，不袭用前人做法，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勇于追求功利，其对明清时期浙东学术有较大影响，对其发祥地温州更有着直接广泛而深刻的浸润。

    尤值一提的是，南宋时期温州商业手工业之发达，城乡商品经济之繁荣，文化教育事业之发展，堪称全国翘楚。时任温州知州杨蟠在其《咏温州》诗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当时永嘉县的商业税年达二万五千多贯，为全国各县平均商税之七倍。来温州经商的不仅有本国各地商人，还有日本、高丽（今朝鲜）、交趾（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国商人，实是“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温州已设有市舶务，相当于现代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宜。温州人也多有到国外经商创业的。周伫早在宋真宗时乘船到高丽经商，因其才能出众，被高丽王擢拔为礼部尚书，也许这是温州历史上到国外经商而当了“部长”的第一人。１２４１年永嘉王德用、王德明两兄弟赴交趾经商，王德用后世代侨居交趾。元初周达观乘坐温州制造的远洋船舶赴真腊（今柬埔寨）经商，回永嘉后撰写《真腊风土记》一书，详述真腊风土人情及工商业发展情况，并记有中柬彼此通商交往关系，成为柬埔寨今天仅存的记述中古辉煌时期的历史文献。当时温州的造船业、造纸业、制瓷业等已相当发达，漆器号称全国第一，工艺精美绝伦。
   
　　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温州文教事业也勃然兴起。除温州及各县设有州学、县学外，民间书院、学塾遍及各地。温州知州韩彦直（抗金名将韩世忠长子）于１１７８年著《永嘉桔录》，记述温州１４种名柑桔，并盛赞瓯柑之美，为世界上最早一部柑桔专著。此外，南戏发祥于温州，永嘉九山书会编的《张协状元》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戏曲脚本。元末瑞安人高则诚《琵琶记》推进南戏艺术的发展，给明清传奇以巨大影响。宋时温州读书的士人有几万人，被赞誉“温州多士为东南最”。仅以进士中举人数为例，自唐大中１３年（８５９年）到清末废除科举的１９０５年止，温州中文科进士者共有１５８０人，其中南宋短短一百多年就有１３６８人。正史中温州人立传的，粗略统计仅《宋史》就有３０多人，出现了王十朋、陈傅良、叶适、卢祖皋、林景熙等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
   
　　至明清两代，诏立社学，民设书院学塾，温州文化事业持续发展，学风蔚然，人才辈出。明代开国元勋刘基，温州文成人，被朱元璋尊为国师，赞其“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在军事学、政治学、文学、智谋学、预测学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明成祖永乐八年（１４１０年）乐清高僧慧心应召入文渊阁，参与编修《永乐大典》。清朝温州的陈虬、宋恕、陈黻宸是知名的思想家，被誉为“东瓯三杰”，在经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与开拓，是清代学术殿军之一。清同治１１年（１８７２年），陈虬与许启畴、陈黻宸等自献书籍在瑞安城内成立“心兰书社”，并购田４０亩，以收益作为添置图书经费，开了温州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接着，陈虬又创办全国最早的中医院利济医院，设立全国最早的中医专科学校医学堂，自编了全国最早的新式教科书《利济教经》。光绪１４年（１８８８年），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在瑞安建玉海藏书楼。孙氏父子学宗永嘉经世之说，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全力发扬永嘉学派之学说。孙诒让专以办学校、开风气为己任，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被郭沫若尊为“启后承前一巨儒”。他在温州相继创办算学书院（后改称学计馆）、蚕学馆，温州师范学堂，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等近代科学知识及中外种桑养蚕之学。此外，项苕甫、项申甫兄弟创办方言馆，教授外语，黄庆澄创办《算学报》、《瓯学报》等，都在温州开了一代风气。
   
　　１８７６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温州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从此温州的对外开放步上新台阶。１８７７年温州海关成立，邮政处开设，英国驻温领事馆开张。英国怡和洋行在温州设代理行，拓展经贸业务，德国洋行也紧紧跟进，到温州经营航运、开展贸易。于是，温州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文化交往更为增多，海外关系得到拓展，人们视野更加开阔。所有这些，都为温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为现代文化教育界培育了一批群星灿烂的人才。如夏鼐是我国现代考古的主要开拓者和组织者；夏承焘是我国一代词宗；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数学巨子，为温州赢得“数学家摇篮”的美名。此外，有文学家郑振铎、史学家苏渊雷、美术家马公愚、新闻学家马星野、赵超构、心理学家高觉敷等等。温州现代涌现的这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他们都“立雪程门”，沐浴过刘绍宽先生的师恩。所以人称他是“浙南学界的爝火”。
  
　　 爝火不灭，精神代传。今日温州人扬先哲之精神，继文化之传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善于学习，甘于吃苦，敢于冒险，勇于创新，闯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温州模式”，创造了“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的骄人业绩。历史证明，“温州模式”源于温州的独特文化。其发达的商业文化造就了温州人具有强烈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具有吃苦耐劳、敢闯天下、适应环境的品格，以及不断追求、善于学习、力争一流的人文特色。这才是“温州模式”的底蕴，也即市场经济文化的精神特质。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追思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苦苦求索的情景，我们一定会慨然感叹：“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需乎！”为此我特引一首纪念刘绍宽先生的诗作为本文的结束：先哲刘公一代魁，东瀛考察学渊开。温州多少名流出，青史不忘匡济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