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温州模式”作为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模式，不时地在充满各种争议的过程中引起人们的关注（史晋川等，2002年）。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温州模式”已经从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开始转变成为一个“充分肯定”的话题。本文提出的观点对于“温州模式”可能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将“温州模式”从一个“充分肯定”的话题再次转变为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本文将首先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不同层面的各种现象的观察中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然*感谢张曙光教授、张旭昆教授、朱康对教授、曹正汉副教授和博士研究生钱滔同学在本文构思和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后通过对历史制度分析（HIA）理论的阐述提出一个适合于研究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最后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来解释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有关问题，指出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二、问题的提出

　　从温州经济社会近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三类比较明显而有趣的现象，据此，可以引申出有关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三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1．制造业结构的演变缓慢与“代际锁定”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本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确立了区域性的改革先发优势，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区域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史晋川等，2002年）。但是，近10多年来，与浙江省其他地区相比，温州的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结构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温州人在有关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专业化分工程度之高，营销网络之密，市场竞争力之强，无人能够匹敌。
　　
　　同时，不能忽视的一个经济现象是温州区域内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势头已经开始明显放缓。2003年1～9月份，温州的服装、皮革、塑料制品、食品等大多数传统行业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导致同期温州GDP的增长速度居于浙江省各市的末位。
　　
　　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两代创业者为何大多固守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说，温州制造业的演变过程是否会存在“代际锁定”？
　　
　　2．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与“不可触摸的网”
　　
　　改革开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在温州的投资极少，温州本地的国有经济总量原本就不大。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彻底，目前在温州的工业经济中，民营企业的产值比重已高达85％左右。但是，作为国家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温州的外向型经济步伐极其缓慢，尤其是在吸引外资方面，温州几乎没有吸引到真正的外资。温州“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仅10％左右，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8月份，温州引进的外资只有区区0.8亿美元，相当于宁波市的1/10，杭州市的1/5。况且，温州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闯荡一番后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来投资的。此外，温州的外贸出口总额也仅只有宁波市的1/4，杭州市的1/3。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不要说国外投资者，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也很少会去温州在当地投资办企业。
　　
　　由此引申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时代，在温州这块充满商机的热土上，为何缺乏外来的投资者，是不是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可能已经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
 
　　3．温州人的大规模移民与“海外生意网”
　　
　　温州人在历史上就具有经商的传统，封建社会的“海禁”及锁国政策和计划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压政策，都没有能够消除铭刻在温州人骨子里的商业精神。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已成为国内许多地区“温州商城”和工业园区的创办者，也成为内地众多地方政府的“座上宾”，甚至有温州企业家被当地政府授予“名誉市长”和“名誉县长”。近10多年来，与温州本地缺乏外来投资者进入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满世界地闯荡，从中国西南边陲的小镇到欧美各大城市的“唐人街”，甚至纽约市意大利商人的据点“小意大利”，都可以看到温州商人活跃的身影。
　　
　　由此引申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温州人为何要满世界地跑，或者说，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撒开国内的生意网和“海外生意网”？

　　三、理论框架

　　市场与分工的互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交易是研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活动及市场运行机制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之一。任何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都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可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克服市场交易活动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认为，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诺思，1999年）。
　　
　　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历史时发展出一个新的经济史学理论——历史制度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创造性地将历史经验归纳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方法结合起来，以博弈的多重均衡为纽带把历史经验与逻辑解释融为一体（格雷夫，2002年）。历史制度分析的著名代表人物阿夫纳·格雷夫教授运用这一理论框架研究了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前现代社会中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围绕着远距离贸易中交易合约的缔结与执行，阐述了不同的合约执行机制的形成及其基础。
　　
　　活跃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仅从马格里布商人中选择雇佣贸易代理人。按照格雷夫的说法，马格里布商人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封闭的“联盟”，联盟的成员雇佣其他成员或被其他成员雇佣，而非联盟的成员则无法雇佣联盟的成员或被联盟成员雇佣（格雷夫，2003年）。维系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约执行的机制是一种非匿名者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机制，即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商出现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作出集体性的永久和彻底的惩罚。格雷夫也将维护这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制度称为“多边声誉机制”（MRM）和“多边惩罚机制”（MPS）。
　　
　　同一时期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还有热那亚商人，他们信奉的是新教拉丁地区的个人主义。热那亚商人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并不局限于仅在热那亚商人中选择雇佣贸易代理人，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热那里商人通过创立了“社区责任制”及相应的类似于法庭组织的“社区法庭”，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的执行。格雷夫将这种维护匿名者之间合约执行的机制称为“双边声誉机制”（BRM）和“双边惩罚机制”（BPS），或者说，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
　　
　　从地中海地区前现代社会中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商人群体运用不同的交易或合约执行机制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历史来看，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较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更有效率，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生存历史较马格里布商人也更为长久。此后，在地中海地区贸易活动中胜出的是威尼斯商人，原因之一是威尼斯商人的交易方式更接近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方式。
　　
　　历史制度分析关于前现代社会地中海地区远距离贸易史的研究给人的启示是：市场的扩大及贸易的拓展会导致人格化交易方式向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转变，在市场活动中胜出的交易方式一定是更有效率的交易方式。

　　四、理论解释

　　运用历史制度分析有关人格化交易方式与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理论，可以对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现象观察中所提出来的三个问题作出初步的理论解释。
　　
　　1．“代际锁定”的解释
　　
　　温州经济发展中制造业结构的演变极其缓慢，当然与温州的历史文化禀赋及商业传统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两代企业家所成长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所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所了解熟悉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所依赖的市场网络也相同。问题是为什么这种高度的相同存在于“代际”之间呢？其原因与历史上马格里布商人的后代也一定在马格里布商人联盟中“子承父业”用同样的交易方式从事贸易活动是完全类似的。
　　
　　温州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率先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从温州走向外地去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可是，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尚未明确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也未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制度，温州以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还未大胆到敢与温州人一样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甚至温州人所从事的商贸活动还常常受到外地人的“歧视”。因此，温州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和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从事商贸活动。这种人格化交易方式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一种“路径依赖”，它一方面使得温州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因为，对温州人而言，进入新的行业即意味着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将可能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及经营风险。可以说，“代际锁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温州人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路径依赖。
　　
　　2．“不可触摸的网”的解释
　　
　　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两者所编织的这张“不可触摸的网”，一方面与温州的历史、地缘、血缘、文化、宗族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样与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有关。当然，前者也是后者形成的必要条件。
　　
　　地中海贸易史中马格里布商人联盟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产生是在一群有着共同文化和信仰的商人群体中发生的故事，它不仅与政府无关，反倒恰恰是由于缺乏政府的产物。可是，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却是在当地政府官员的默许和支持下出现的，是在改革开放这一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温州当地的部分地方官员出于种种动机，当然也不排斥帮助家人和亲朋好友以及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默许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且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政府官员的这种行为应该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伴随着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事实上更多的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沦陷”为这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是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区域性的“不可触摸的网”，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进一步看，政府官员介入人格化交易方式，不仅造成了政府在对待温州人与非温州人时产权保护的不公平，事实上也造成了温州区域内产权保护的“亲疏”，导致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
　　
　　3．“海外生意网”的解释
　　
　　近年来，温州经营企业的外迁和民间资本的外流，固然与温州当地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制约有关，也与民营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得不到更为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的支持有关。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
　　
　　历史制度分析表明，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为特征的商人群体在向原有区域之外的地区进行贸易扩张时，必定要借助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完成贸易扩张。历史上，马格里布商人的贸易扩张就同时伴随着马格里布商人联盟成员的移民，原因在于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维系无法离开一个特定的人群。同理，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为特征的温州人的生意网也只能在温州人之间编织，结果是温州人的生意扩张伴随着温州人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事实上，绝大多数走出温州到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温州人，大都仍是在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和商贸活动，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影响力。

　　五、结论与启示

　　从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来观察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可能的演变趋势，大致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的结论：
　　
　　1．从温州经济来看，温州的经济制度变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影响了温州经济的对外开放，极可能导致温州制造业的“锁定”，引发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造成温州区域内出现“产业空洞化”，严重影响温州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2．从温州人经济来看，已经移民至温州之外地区的温州人，尤其是已经移民到海外的温州人，在他们体验到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更多好处后，会倾向于更多地利用非人格化交易方式来从事经济活动。此外，海外移民的第二代由于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成长，接受了新的文化知识，愿意子承父业进入传统行业及利用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数会愈来愈少。
　　
　　由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上述两大演变趋势，可以断言，温州的人格交易方式将在此后1～2代人的时间内不断地加快融入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中，从而最终趋于消亡。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关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研究，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应当具有重要的启示：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和中期确立了改革先发优势的地区，倘若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能够做到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自身的体制优势或者进一步开拓新的体制优势，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也不能很好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