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工作思路，把文化放在了与经济、政治、社会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号召全党全国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现象。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其中影响最久、最广、最深的是齐鲁文化。齐鲁文化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核心、精华是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准则。将这个理论和准则应用到处理子女与父母、晚辈与长辈的关系，就是孝道文化。孝道文化以血缘、亲情为研究对象，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孝与忠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渗透到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人民以纯朴真美的行孝方式，演绎了无数感人至深的孝行典故。
自古以来，孝道文化在和睦家庭、凝聚家族、纯化民风、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运用辩证、发展和历史的观点，重新审视、开发、创新和利用中华传统孝道文化，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齐鲁文化经典关于“孝”的论述
在浩如烟海的齐鲁文化经典及相关典籍里，关于“孝”的论述俯拾皆是。
《孝经》中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
《论语》中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孟子》中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大学》中有：“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诗经》中有：“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礼记》中有：“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睦于父母之堂，可谓孝矣。”“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劝报亲恩篇》中有：“天地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为人须当孝父母，孝顺父母如敬天。”“人生五伦孝当先，自古孝为百行原。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为一端。”“要问如何把亲孝，孝亲不止在吃穿；孝亲不教亲生气，爱亲敬亲孝乃全。”
《弟子规》中有：“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首孝悌，次谨信。”
《增广贤文》中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千万经典，孝义为先。”
《家语·弟子行》中有：“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
二、孝道文化的历史渊源
孝道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孝”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卜辞中，不过是一个作地名，一个作人名。关于“孝”字，《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说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者。”《康熙字典》将“孝”列入“子部”，意为孝是子女们应做的事。《说文》中又记“孝”字“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个字的组成是一个老人在庇护着一个孩子，也可解释为老人拉扯子女长大，或是子女在下面搀扶着父母。
孝观念的产生应在父系社会、父权制确立后，国家出现之前。其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一夫一妻制个体婚姻的确立，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这个时间大约是距今5000年到40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后期，也是原始社会的后期。传说中的伏羲、炎帝、黄帝距今约5000年，传说中的尧舜禹距今4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孝子就是舜。可见在我国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孝的观念。
尧舜禹之后是夏商周。夏商周是我国的奴隶社会。
据考证，夏代已有祭祀祖先的宗庙。《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夏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自己吃的穿的很差，但祭祀祖先的祭品却十分丰盛。夏三世太康失位，其子少康通过斗争又夺得了王位，继续夏的统治，恢复了祖业。这种恢复本家族统治的做法，正是继承祖业“孝”的表现。
到了商代，有了文字记载的依据。当时孝的内容有“享孝”和“追孝”两种。“享孝”是在现实生活中奉养父母；“追孝”则是用祭祀的形式体现对死去的祖先尽孝道。甲骨文中记载商代祭祀祖先的例子很多，目的多是为了祈求祖先神灵对后人的保护。
西周时期，已明确出现了孝的观念。
《逸周书》的“宝典解·第二十九”，记载周文王对周公旦谈到“九德”，其中就有“孝子畏哉，乃不乱谋”的语句；“官人解·第五十八”章中，周公旦说到鉴别人的品德，可从父子关系方面着眼，“父子之间观其孝慈”。
在早期典籍《易经》、《尚书》和《诗经》里，都有关于孝的论述，孝的观念在当时已很流行。《尚书·酒诰》中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意思是，在农闲的时候，用牛车载着商品，去远处的地方进行贸易，用来孝敬赡养父母，让父母高兴。《诗经》里的《大雅·下武》有：“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意思是说，武王伐纣，是法则三后（太王、王季、文王）的孝行。孝就是法则先祖，就是按先祖意思办事。《大雅·既醉》也表现了相同的意思。诗中说：“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大意为成王的臣下有孝子、孝行，对于这种孝子及其孝行，要在王朝中转相教导，加以宣扬，使人们效法。从武王时所说的孝指法则先人，到成王时对于孝子、孝行的褒扬并加以转相教导，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对于先人和父辈加以敬养、侍奉的理念及其行为方式准则，孝已经有了明确的内涵。
春秋以来，西周形成的孝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政治、思想面貌的《左传》、《国语》里，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关于孝的思想。如季文子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左传》文公十八年）不仅把孝与忠联系起来，作为吉德的内涵，而且提出了“孝敬”，以丰富孝的观念。《国语》亦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晋语一》）由孝的观念演化为孝道，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继承并发展了他以前的孝的思想，提出了系统的孝文化观和关于孝的行为规范原则。他把养亲与敬亲结合起来，强调：“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以敬把人与犬马之养区别开来，敬亲是人所独有的。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论语·学而》），把弟子对父母的孝和对兄长的悌作为仁与礼的规范要求，并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孔子虽未完全否定周代祖先崇拜的古老传统，但其着力点在于重视人事。因而孔子重视孝的现实人伦道德意义，重视孝作为家庭道德的伦理内涵，使“善事父母”这一伦理规范意义的孝完全凸显出来。
孟子强调孝子不仅要养亲，而且要尊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把尊亲与养亲相结合，更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荀子则在孝道中强调道义的原则，他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认为人们不仅要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外出尊敬年长的人，对上顺从，对下诚恳，而且在君臣、父子关系中，要贯彻道和义的精神，这体现了孝的大义。
身体力行孔子的孝道并有所发展的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人曾参。曾子将孝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提出“夫孝，天下之大经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孔子的指导下，曾子撰写了《孝经》。这部书以孔子与曾子问答的方式阐发孝治思想，被后世奉为行孝经典。《孝经》以孔子思想为本，在承继以往丰富的孝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将其系统化并加以综合发展，集先前孝道文化之大成。《孝经》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人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孝经》中所反映的忠孝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所提倡的养老、敬老、尊老、亲老、送老思想，也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孝道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即：养亲、敬亲、顺亲、礼亲、谏亲、光亲。
（一）养亲。即子女对父母在生活的赡养，是孝的最起码的要求。这应有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的责任，使其安度晚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者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可知子女养亲是孝的最低标准。孔子回答子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有事情，年轻人去做；有酒食，父兄先享用。二是尽力为父母做事，满足父母的要求。子夏说：“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是说一个人的力量有大有小，对待父母要使出全部力量来，这就是恪守孝道。三是守候在父母身边。“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守候在父母身边，是为了更好地尽子女之责。四是关心父母身体健康。孟武伯问孝时，孔子回答“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听说父母生病了，子女心中增添忧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喜的是父母已经这么高龄了，惧的是高龄以后便离死亡越来越近。
（二）敬亲。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上》）对父母在生活上奉养，是最起码的条件，还要在人格上对其尊重，思想上令其满足，才能使其健康长寿。《礼记·祭义》曰：“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礼记·曲礼》记：“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当子游向孔子问孝时，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对家内的动物要养，对父母也要养，两者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敬”。孔子对于尊敬父母的要求作出如此尖锐的比喻，可见对此事的重视非同一般。孔子还说：“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把是否“敬”父母作为君子、小人的分界线。子夏问孝时，孔子就说过“色难”，是说能和言悦色地对待父母，是不容易的。曾子说过，“孝子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礼记·内则》），不仅要养老，还要使父母心情快乐，不违背父母的意愿。
（三）顺亲。人们常说“孝顺”父母，“顺”就是顺从父母的意志，遵循他们的意愿，按他们的要求行事。《论语》记“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无违”。孔子还说过：“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进一步强调子女的意愿始终要和父母一致，不能轻易改变和违背。孟子则认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可见其对顺从亲志的重视程度。曾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更为具体，他说：“父母生之，字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都是讲要尊重父母的意愿，对父母要顺从。《中庸》中对顺父母的行为总结为“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清楚地说做子女的应该顺从父母。但孔子、孟子等的顺亲观点并非说应该盲从，愚孝盲从是从汉代开始到宋明时期发展到顶点的。宋明时期，形成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愚忠愚孝的观念。据《孝经》载，曾子问孔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又说：“从父之命，又焉得其孝乎？”可见，孔子讲的顺亲并非盲目地顺从。
（四）礼亲。即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周礼）来对待父母，这就把孝纳入了政治的范畴。《论语》及《孟子》中均引用孔子告诫弟子们的话：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里的礼即指周礼。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是葬之以周礼，“追远”是祭之以周礼。当时周礼规定得十分繁琐，“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所不用其礼。依周礼的标准来孝敬父母，是最重要的事。《礼记·曾子问》载：“曾子问曰：‘君薨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曰：‘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意思是，曾子问孔子：“如果国君死去，殡了起来，又赶上父母之丧，应该如何对待呢？”孔子回答说：可以先在家里为父母守孝。一旦国君那里有事，就要立即前去，早晚守候在国君那里。就是说，国事大于家事，国丧大于家丧，依此对待父母也是尽孝。
（五）谏亲。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误，为子者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孝经·谏诤章》假托“曾子问”之名，以孔子之口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段话是说，地位越高，敢于谏诤的争臣越重要。家庭中对于一家之长的父亲来说，有争子就可避免身陷于不义。做子女的，明明看着父辈不对，却盲目服从，不去谏诤，“又焉得为孝乎”？《论语·里仁》中记载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主张子女对父母的过错应反复婉言劝其改正，如果父母仍然执迷不悟，子女也不应生出怨恨之心，要依然敬重他们。《礼记·内则》中记载了“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不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的说法，虽然要注重方式方法，但在关系到违反社会公论的大是大非面前，即使父母再不高兴也得极力劝阻。对此曾子亦主张：“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如果父母不听劝阻，子女不可从婉言相劝上升为争辩，应把父母过错归于自己，以思弥补父母之过，而且不可违逆父母的意愿。
（六）光亲。儒家的人生观主张人生在世要积极入世，对社会作出贡献。一个人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只要做出成绩来，便可以“扬名声，显父母”。《孝经》论孝有三个层次：奉养父母是最低要求，再进一步是“弗辱”，子女不要给父母带来侮辱，一个人做了坏事，连累了父母，乃是最大的不孝，即孔子所说的“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亲”（《论语·颜渊》）。《孝经》中所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是把子女建功立业为父母争光，光宗耀祖，放到孝的最高水平来看待。正因如此，人们凡做一件大事，都考虑到“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上及祖宗、父母，下及子孙后代，对整个家族有很大影响的事情。
四、历代统治者的以孝治天下
在西周王朝，统治者主张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选贤举能；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周代规定，“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礼记·王制》）“杖”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着拐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于家、乡、国、朝之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逐步受到更大范围人们的尊敬。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要定期举行养老礼仪。周代的养老礼仪包括朝廷和地方两个层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视察学校，亲行养老之礼，在太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宠礼遇。在地方，则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乡饮酒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礼遇。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确实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后，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汉代是中国封建帝制社会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从汉王朝开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特别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统思想，孝也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开始直接服从于“父为子纲”、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两汉时代，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和对“孝”的尊崇。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是汉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32次，地方性的褒奖则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奖孝悌的事。有时一地出现祥瑞，则认为是弘扬孝道所致，也要褒奖孝悌。对于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视，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精心扶植。如有一陈姓寡妇，养婆母28年，汉文帝感其孝行，给予“孝妇”称号。东汉初年，临淄人江革以孝母闻名乡里，光武帝赐其“巨孝”称号，赐谷千斛。
在政治制度上鼓励孝道，重视养老，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兴“举孝廉”， 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元光元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武帝又下诏，凡两千石以上官吏必须察举孝廉，否则按不敬和不胜任论处。“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自此以后，以孝为本就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汉武帝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吏多为孝廉出身，被视为仕宦之正途。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郎”，在东汉尤为求取官职的必由之路。山东嘉祥武氏祠的墓主人武开明、武班、武荣都是经察举孝廉后入仕做官的。桓帝诏书说：“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后汉书·桓帝纪》）宋代徐天麟说，汉代“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为后世所不能及”（《东汉会要·选举上》）。可见孝廉任官，对稳固汉朝的统治秩序具有长效作用。
汉代另一个重要选官制度是孝悌力田，始于汉惠帝四年（前191），名义上是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复其身(即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汉文帝十二年（前168），诏以孝悌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后又增《论语》、《孝经》为七经，作为从京师到各郡、县、乡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必修课和必读教材。无论贵族官僚还是平民百姓，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孝经》成了国家教材。《孝经》强调尽孝道的普遍性，并对孝道的原则、内容及尽孝的方式、孝子事亲的行为举止等，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它不仅要求人们事父母以孝，事兄长以悌，而且把家庭父子关系运用于国家君臣关系，把孝亲与忠君直接相连。
汉代的养老活动也是统治者孝治天下的一个重要形式。汉高祖西入关中时，就“存问父老，置酒”（《汉书·高帝纪》）。《后汉书·光武帝纪》诏曰：“其命君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疾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这里的律就是对养老的专项规定。汉代是孝的观念兴盛的时代，老人在家庭与社会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汉代以孝治天下，对后世政治有很大影响。两汉皇朝绵延四百余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封建朝代，这与以“孝”为治国之道有一定关系。
魏晋隋唐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儒家的影响相对削弱的时期。但是，孝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有其深厚的民众社会基础，这段历史时期孝道仍受到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崇尚。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晋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晋书·武帝纪》）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载：“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车胤传》载：“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样的活动相当隆重。
两晋时期一项相当有力的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注：“（阮）简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旨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黎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因在父丧期间，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隋唐也是一个以孝治国的时代。唐玄宗亲自为《孝经》写序、注释，并下诏颁行天下。天宝年间免征居父母之丧者的劳役赋税，称为“孝假”。代宗时又开“孝悌力田”选士科目。唐代社会出现了一些“以孝闻于世”的孝子贤孙，其尽孝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善事父母，养老送终”等方面。对于尽孝道的典型，唐朝统治者也给以褒奖和宣扬，或由地方官府表彰，或由地方举荐，上奏朝廷，授官、赐物、旌表其门闾、蠲免其赋役，甚至载入史册，传之后世。两《唐书》的《孝友传》中罗列姓名或详见于篇者，即为当时最高的褒奖。有的还受到皇帝亲自嘉奖和恩典。武则天时，元让以孝著称，诏拜太子司议郎。则天谓曰：“卿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今授此职，须知朕意。宜以孝道辅弼我儿。”（《旧唐书·孝友传》）这些事实反映了唐朝统治者继承了儒家传统中讲究孝道的一面。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这就要求为整个社会和个体家庭坚实地竖起“三纲五常”、“明天伦之本”的统治秩序。
宋朝是经过社会动荡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统一朝代，政府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大肆宣扬“冠冕百行莫大于孝”（《宋史·孝义传》），“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史·选举志》）晋人王祥卧冰求鲤，三国时人孟宗泣笋等荒诞不经的愚孝故事，都被用作教材向人们灌输。由于政府的大力褒奖，孝道在宋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孝子辈出，孝行壮烈得惊人。《宋史·孝义传》载，太原的刘孝忠，母病三年，他不但割股肉，还“断左乳以食母”；杨庆“母病不食”，他就割自己的右乳“以灰和药进焉”；吕生则在他父亲失明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对这些行为，宋朝皇帝不但诏赐粟、帛，还亲自“召见慰谕”。不仅如此，宋朝法令还规定：未葬亲不许入仕。有的宰相甚至因此而被罢官（赵翼《院余丛考》卷二十七《未葬亲不许入仕》）。而且即使缌麻那样的远亲病死，也不得赴举（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缌丧不得赴举》）。这时的孝道就纯属残酷的愚孝了，不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而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
元朝统治者对孝道的认识与宋代截然不同。孝道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而游牧经济是分散的、流动的，父子依附关系相对减弱，自然不会产生适应农业经济的孝道。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用游牧民族的眼光审视内地的封建道德规范，并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改造。首先，在宋代被视为最高孝行的卧冰、割股、刲肝等行为，在元代不但不予以褒奖，反而被明令禁止。据《元史·刑法志》载：“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元朝政府对一般的孝行常理也极为淡漠。用以维系宗族关系的孝道一经破坏，家族纽带也就有所松懈，孝道的核心内容善事父母也发生了动摇，甚至遗弃父母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元史·刑法志》云：“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亲族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元朝统治者站在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出了孝的某些不合理性，并从政策上加以限制和明令禁止，无疑在客观上起到思想解放的进步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治乱世用重典”思想指导下，诏谕臣民们要兴孝道，用“孝”维系皇权统治。朱元璋把孝看作是“风化之本”，“古今之通义”，“帝王之先务”，认定“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明通鉴》）朱元璋兴孝的主要措施有自身率先垂范，观念倡导与教育，制礼作乐，政策支持与奖励等。洪武一朝，荐举讲孝，科举讲孝，选官员亦讲孝。洪武六年曾罢科举，举贤才，其目有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耆民等。荐举一途，“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明史·选举三》）。明朝还以养老之政教民孝，对老人赐以布帛，授以爵位，还让他们议政，御政，评论官员，理民诉讼，宣教民众，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明文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由官府养。由于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整个明代都非常重视孝道。明12代皇帝统治的277年中，皇帝的庙号、谥号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陵”、“孝宗”、“孝康”，尊谥中的“至孝”、“达孝”、“纯孝”、“广孝”等。清代统治者作为异族君主，开始不便在汉族遗民中提倡忠君，于是改而大力倡孝，重视以孝道治天下。顺治皇帝曾经注过《孝经》。康熙、乾隆皇帝数次在宫内开设“千叟宴”。康熙还曾颁发“圣谕”，提倡孝道，敕令全国广为宣讲。他认为，帝王治天下要“首崇孝治”，“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御制文选》第五集卷三十一）清代法律规定，对于不孝甚至残害父母的，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则是旌表孝子。雍正时曾规定，犯死罪但因为是独子，必须赡养父母的，予以宽刑。清代封赠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也是一种提倡孝敬的措施，具有弘扬孝道，倡导敬老的意义。清代为了加强孝治，把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两个科目合并，特设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诏直省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备用。以后每遇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乾隆五年（1740），确定荐举后赴礼部验看考试，授予知县等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