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领导人曾在1937年红军改编时连降6级？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东方IC 资料
长征中，党和红军不仅面临敌人残酷的围追堵截，更面临作战决策时复杂的背景。在紧要关头，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把维护大局的党性原则和观念彰显得淋漓尽致。他们总是善于从全局的高度，用长远的目光来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政策，并积极与破坏大局发展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保证了长征的最后胜利和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
漫漫长征路，党和红军以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千难万险，并以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和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始终维护党和红军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利益的整个大局，有力纠正“左”倾错误的危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一）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开始受到排挤。红军长征初期，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部分领导人虽处于边缘化状态，但他们没有消极被动，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而是一边行军一边思考如何使党和红军摆脱失败，并取得战略转移胜利。在毛泽东看来，首先必须纠正“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其次是要时刻关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出现的情况，谨防全军覆灭。毛泽东维护革命大局的政治原则性和关于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精辟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敬重和认同。后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成功，离不开党和红军领导人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和革命大局的党性原则。事实上，为了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的顺利推进，党和红军领导人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被排挤、被冷落、被侵犯利益，他们跳出一时一事、一地一己的局限，从不纠结于眼前利益的得失，不在乎个人的发展前景，而是一心装着整个党和红军发展大局，把革命事业放在人生追求的第一位置，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
坚决维护大局的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困难、推进工作发展的重要品质。毛泽东说过，“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上面。”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受到排挤的情况下依旧心系革命事业、心系民族安危，始终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我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大局意识。
（二）
共产党人铁肩担大局，需要超凡的勇气和胆略，从而在局势纷繁复杂中始终保持清醒、坚定，始终从大局出发，始终思考着怎样维护好党和人民的利益，保证革命在分岔路口、迷茫之时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
遵义大捷后，1935年3月10日凌晨1点，一封急电交到朱德手里。这是一份由红一军团提出的红军行动建议。电文建议野战军应攻占黔西商贸名镇打鼓新场，充实红军的给养保障，并顺带攻下驻守的一支黔军部队。朱德看了电文后，认为此意见可行，而毛泽东则摇了摇头。他通过分析，判断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不可贸然行动。但此时很多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两种不同意见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
毛泽东表明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与理由，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很可能进攻一开始就将被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迅速围困。而且红军的战略目标是跳出包围圈，不可计较一城一地得失，更不可恋战。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会后，毛泽东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随后他和周恩来一起又去找朱德陈述利弊。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失败。同时，也使全党同志看到，当真理在少数人手中时，毛泽东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信心！
邓小平曾指出，“考虑任何问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在党和军队内部，当个人的正确主张被否定或误解时，毛泽东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而是从大局出发，始终思考如何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坚持真理而奋斗，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跃然纸上。
（三）
长征中，党和红军总会遭遇来自党内外的各种政治羁绊。党和红军虽然在这上面曾吃过亏、交过“学费”，但始终能够在大是大非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能够从整个大局出发、从整个民族的利益出发，坚决同分裂破坏的倾向抗争，坚决同错误的路线与主义抗争，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和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的向好发展。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提出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却一再遭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反对。野心膨胀的他凭借着人多枪多的优势一再向党闹独立，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企图控制中央、“独断决行”。在经过多次争取张国焘无效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可能出现严重后果。经共同研究决定，右路军即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先行北上。中央红军单独北进后，当时有人不明真相，向徐向前请示，打不打？对此，徐向前明确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帅这极明事理、掷地有声的一道命令，反映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长征最紧要关头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的明确明智的抉择，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大局。在紧急关头，正是毛泽东、叶剑英、徐向前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及广大红军官兵，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正确路线，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与此同时，早在进入贵州盘县前，红二、六军团便接到红军总部发来的一封带有建议性质的电报：“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当时，红二、六军团正计划在当地创建根据地，让部队适当地休整补充。红军总部要求北上的意图与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发生了冲突。当即，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李达、张子意等，在盘县原县城九间楼召开会议，研究这一重大问题。会议讨论的情况，肖克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弼时同志讲，一方面军已经到了陕北，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他们也到了陕北，四方面军在四川，现在又来电报说要我们会合起来一起北上，全国革命大势转到西北”“讨论结果，同意总部意见，并立即执行”。这一决策，既体现了红二、六军团坚持大局的党性原则和观念，又可以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是将抗战大局与当前状况充分结合的正确选择。
（四）
在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此时，蒋介石仍然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局出发，制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成为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在中国共产党内，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十年内战中，蒋介石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此时不杀蒋难以平民愤；一种意见认为，从民族大义考虑，应联蒋抗日。最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为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谈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胸怀大局，担当重任，肩负民族的希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抛弃前嫌，以大局为重、以民族生存为重，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红军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留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红军在改编中，编制小了，许多高级将领都被降级使用，陈再道、王宏坤当时是红军的军长，改编后任旅长、副旅长。叶成焕、汪乃贵、王近山等原来是红军的师长、师政委，改编后只能当团长、副团长。特别是李先念，红军时是军政委，改编时拟安排到第129师当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但李先念不这么想，他觉得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一个艰难的转变，昔日满身缕缕伤痕的红军指战员要接受国民党的改编，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对手要在统一战线中结为盟友！然而，红军将领和普通战士都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打丝毫折扣，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党的需要！民族解放的需要！最后，红军改编不仅完成了，而且改编尚未就绪，就立即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配合国民政府组织的对日会战，连续打了几个胜仗。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已经全面铺开。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襟度。在改革蓝图向实际转化的关键阶段，强化大局意识、从大局角度和全局立场支持改革、拥护改革，是彰显共产党员责任担当、勇气胆略的重要时机，是战争年代制胜因素在和平年代建设时期的延续和发扬，是改革答卷是否合格的关键因素。面对前所未有的改革重任，亟须广大官兵强化大局意识，自觉服从改革大局，坚决执行改革决策，用投身改革洪流的实际行动，阐释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
　

来源：澎湃新闻网(上海) 责任编辑：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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