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金融领导力

（原标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金融领导力）

中国经济网天津6月26日讯（记者袁勇）6月26日，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受邀参加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大学领导者对话”的闭门会议并做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金融领导力——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金融供给研究》的发言。陆红军认为，颠覆我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社会发展真正的曙光。经作者许可，现将全文刊登。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金融领导力

——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金融供给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类正经历着痛苦而激烈的转型。国际社会尤其是企业家都在期盼增长拐点的出现。其实一个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世界经济不可能回到次贷危机前那种模式的繁荣时代，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回到30年前排浪式的增长年代。而颠覆我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是真正的曙光。

一、多重时代的金融领导力

超越工业4.0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我称之为“多重时代”。英国脱欧是多重时代特征的典型写照。而多重时代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特征将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每个国家与经济体、每个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每个家庭与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及其幸福感。而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最为关键的因素，离不开金融的创新与领导。

1.多重时代：三个并存的基本特征

全球经济单极与多极并存。单极经济的特点是以美元为主导、资本流向由北向南。北方代表工业与先进，南方代表农业与落后。次贷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美元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经济体从地平线上升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经济的新架构。但“金砖国家”这个被命名的光环，在发达国家不同步不同向的货币政策冲击下，时而暗淡，时而被重新定义。经济学家若具大局观，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科技、安全、经济、环境等领域环环相扣的互联性特质，或许能超越经济层面，看懂单极经济体系的无奈和多极经济体系的艰辛，而这两者的并存将是长期的现象。

单极经济首任鼻祖英国老旧贵族的习性和中低阶层的任性以及老牌金融帝国的地位，决定其半脱欧－全脱欧的航线不会中断。卡梅隆只不过是粗糙炒作了这段航程。同时，立足未稳的英国与心神未定的欧盟都不会止于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合作；如果说“双布体系”（布雷顿全球治理体系和布鲁塞尔欧洲治理体系）的衰弱是历史的必然，那么英国脱欧也是多重危机的开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产业革命的雄心将进退于低增长低投资和难民潮的徘徊之中，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带来不确定的因素和动力。

多重危机与常态并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提到三重危机：即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货币危机。2007年我总结了一下，全球大概有30多种危机，同时或者交叉出现，多重危机由于全球高度一体化和高速数字化而外溢效应突显。全球经济的崩溃是不可能的，但呈多重风险交替波动的波浪形特征（或W型）则是确认无疑的。金融脆弱和增长放缓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中国称之为新常态，在全球则称之为新平庸。在新常态与新平庸中孕育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挑战也是机遇。

多重制约与平衡并存。发展与生态、资源与环保、需求与供给，都到了结构失衡难以持续的阶段。智能互联和共享经济使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有区别于以往三次工业革命的颠覆性特质。全球经济体都需要加强对结构性改革的领导，而不是在现有模式和思维中找答案。从G7到G20，各国领导人力图通过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把这些制约和危机向后推延。我曾称之为“金融癌症”，现在的治疗思路是化癌症为慢性病，降低恐惧，带瘤生存，从失衡到平衡。人类得在较长时期内想办法和它磨。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和世界经济低增长的新平庸，是这三个并存特征的写照，传统产业的低投资、低流动、低效率和新兴产业的高预期、高智能、高风险，或将成为各国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共同挑战与难题。而主动选择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则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的勇气、胆略和责任所在。

2.逆向、边缘：两个重新定义的重要特征

逆向操作不确定。首先被重新定义的就是“不确定”的逆向操作。不确定，这个人类进入新世纪来高频使用的概念被重新定义了，不确定并非经济走弱的贬义词，也非无所作为的中性词，而是可以受益的确定式。关键在于如何操作，尤其是逆向操作已成为关键词。从2008年全球危机至今，在不确定性中成功操作并受益的主要货币包括美元和人民币：美元从逆周期的量化宽松到进入缓迈升息通道，平衡了次贷危机；而人民币入篮也拓宽了国际化进程。自2007年汇率改革以来，围绕人民币的国际化需求侧，出台了一系列从跨境交易到清算互换的开放政策，包括增加汇率浮动幅度强性的逆操作，使需求与供给在不确定中达到某种有效的平衡。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事，也是国际社会的事。纵观去年人民币汇率表现，对一篮子货币还是比较好的，但对美元来说还是有一些被动。

逆向操作使结构改革在已知的未知领域，推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这种风险的恶性化。实际上，无论是亚洲危机和全球危机，人的操作因素都很重要。亚洲危机时泰铢贬值就是因为泰国央行和财政部对国际资本逆向操作泰铢的误判，其实人家是要估空你，所以1997年7月2日泰铢突然贬值时，已经没有能力招架。国际金融市场一大特点就是只做不说。输者是没有反悔和回步余地的。成也金融，败也金融。金融供给侧改革就是练就防范金融危机到来的一种“内功”，尤其是掌握逆向操作的制胜之道。

世界经济将长期呈波段状，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将随着科技创新而日益增加，先入为主能使其中的收益与日俱增。2014年长期引领跨国公司产融结合的通用公司突然逆流实施“去金融化”，改旗易帜为高科技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技术集团，成为逆势上扬的典型案例。其实这不是简单回归实业，而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更高更深的领域融为一体。作为中国的企业家，要掌控这个时代的特点，以“变”应“时”，以“逆”应“顺”，切实运营好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

边缘竞争成核心。核心竞争力被边缘竞争力所取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系统性的集约创新特质所决定的。即使一些新兴行业（如BAT）也很快就被UAT所取代，如个中的优步（Uber）或空中食宿（Airbnb），原为没有一辆出租车或者一家酒店的另类企业，但却创造了全新的移动系统和共享经济平台，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或最大的酒店。去年的Uber在中国亏了10亿美金，但全球估值是625亿美元；滴滴打车去年在中国亏了100亿人民币，但全球估值是220亿美元。而WeWork、WeLive、WeHotel则将办公、居住、酒店与众创空间、智能互联，以及社交事业全方位融合共享，做到极致。边缘竞争充斥着人机智能时代的新文明。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到智能文明，变化日益加快。我曾在三年前提到，人类终将面临四种人力资源共存局面，即自然人、机器人、克隆人（虽然现在法律上被控制着）、外星人的博弈。这本质上是人力资源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巨大变革，其特点就是多学科多技术的集约创新，融合了生物、数字、智能、物理和实体经济。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机器人，机器人最后战胜了人。这实际上还是人类胜利。智能化一旦与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相结合，就会颠覆性地而不是排他式地发展起来。而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颠覆性与整体性特点的深远战略思考，正是决策者与企业家所缺乏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结构性改革具有高度联结性。结构性改革恰似一场赛跑，如果新的东西上得快，金融供给及时有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就能实现，僵尸企业也能够化解掉，供给侧的目标就能实现。但如果新的东西上不来的话，僵持在那里，这就是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金融创新与科技革命的融合速度非常关键，直接影响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结构平衡。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复合型创新，而是集约型创新，是跨学科、跨技术、跨行业、跨文化、跨国家的集约创新，谁能把金融创新与整个科技革命（特别是共性核心技术创新）相结合，谁就能引领这个时代而不是被整合、被淘汰。

1998年我写的《知识经济：人力资本跨入智力资本》一书中提到了：那些满足于享用高科技产品、整天在终端面前看电视、手机的人（我称之为“泡沫人力资源”），时间被程序化、碎片化了。而在终端背后操纵这些节目的人，才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角色。

AlphaGo与李世石的围棋事件给我们带来五个意外：意外发现韩国着力引领智能化产业，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共性技术；意外引发人类对人机智能的兴趣、恐慌和接受甚至崇拜，打破了人类盲目自大以及对互联网泡沫的漠视；意外深度思考人类的核心优势就是突发奇想与原创动力，这是普通人工智能难以实现的；意外提示金融产业格局变化新的趋势；智能审计已经应用、智能货币会逐步兴起、智能化交易趋势必行；意外悟到智能金融引发的技术性金融危机或将成为与系统性、地区性金融危机并列的三大风险。

二、结构性改革急需高效安全的金融供给

1994年我在世界银行年会期间总结亚洲金融危机教训时提到，国家竞争力不仅仅是发展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企业，改善产业结构和汇率、利率，更重要的是关键成员解决与定位问题能力和金融领导力。今天，结构性改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这种定位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我认为，高效透明的金融供给作为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急需在治理、创新、监管、伦理这四个结点，构建全景式金融供给体系，才能更有效地达成“三去一降一补”。

1.金融治理的管控与供给：结构性改革的至高境界

无论是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或国企民企的领军者，均应将公司治理作为结构性改革的制高点和金融供给的总开关。

公司治理是保障信息充分披露与资产透明度的核心，应从顶层设计维度审慎把握这个核心点，这也是当前有效金融供给的关键。围绕产能、杠杆、库存、成本与短板这五个供给侧改革任务，无一不与公司治理与金融决策相关。尤其是董事会决策层，应始终关注投资与经营决策的全过程，从注重投前决策到关注投后管理全景治理、从“三重一大”的单一个案决策到总量风险管控、从经营决策跟踪的管理层报告制到治理层评估制，从资产重组、定向增发到互联网金融领域，审慎决策、充分披露。

2.金融创新的策划与供给：营造完整的全态环境

金融创新体系的策划与供给，是结构性改革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基础，必须整合公共资源、学术资源和产业资源（尤其是产业加速器）集约创新。当前在金融供给中急需解决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一个困境：即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如何对不同所有制的资产实施监管模式的创新。我们能否借用“一国两制”思维，在混合经济实体中尝试“一企多制”的新型监管模式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强调对国有资本的监管力度，从金融供给角度急需探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与运营平台公司的经验，推动大型企业的整合创新。这些都需要国资委、证监会、思想界与企业界的充分合作，探索成功模式经验并转为金融供给的政策法规来推广，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优势互补的良好生态环境。

3.金融监管的落地与供给：构建穿透式落地平台

当前，公正有效的金融监管供给已成为结构性改革的又一大挑战。2015年中国互联网客户数量已追平传统银行，规模超越美国，P2P网络平台为全球之首。但由于监管供给滞后，P2P互联网出现了严重乱象，败坏了科技金融的名声。我认为，在依法全面监管的大背景下，穿透式监管成为必然之举。这能最大限度降低P2P平台隐瞒投资人、借款人及嵌套产品真实面目的风险，消除各种伪平台。在重大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和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应当借鉴国际国内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果断实现从双峰监管（左眼看金融安全、右眼看金融服务）到多峰监管（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共享监管），使央行为主导的穿透式监管制度尽快落地。同时，在国企改革领域，在国务院和各地政府普遍建立的中央与地方两级国资监管体系的三类企业分类管理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金融类企业、非金融类企业和服务类企业这三类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管控，使“大三类”与“小三类”监管统一起来，增加管控的穿透性，尤其是穿透至最终投资人、自然人包括国资部门，使“隐身术”在以经营风险和信用为主要特征的金融资本市场中无法生存。最近，我国有的特大型城市发现由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企往往好于非直接监管的国企，为此决定将所辖的金融类国企纳入地方国资委直接监管，这或将能在提升国资监管穿透力、加快金融类与非金融类企业结构整合的协同效应方面带来质的变革。

4.金融伦理重塑与供给：大补短板的必修课程

伦理是金融体系的灵魂。长期来，由于金融封闭、工具匮乏与人才不足的历史特征，使得中国近二十年来在金融要素市场硬件建设投入远远超过金融基础设施软件建设的投入，甚至一度出现学界泛商业化和商界泛金融化状态，这对以伦理道德为生命线的金融行业与金融人才，无疑是一大短板，也是我国经济从排浪式的定量中心走入产业链的定位中心过程中，形成过剩、短板与泡沫的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历次工业革命的实践表明，一个只注重起跑线与弯道超车而忽略终点站与全面素质的经济体是难以长期持续的。事实上，清教伦理（敬畏、工匠和利他）是促成蒸汽机和电气化这两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思想源泉。而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背离了这一管理思想，尤其是华尔街等“用别人钱来赚钱”信条的误导，直接导致了新世纪全球性金融危机，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摆脱传统金融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思维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伦理重塑的不确定或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软肋。第一次工业革命依靠欧洲清教徒精神，造就了英国和伦敦金融帝国，而“五月花”中103名清教徒漂洋过海到北美，促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了美国和纽约世界金融中心。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以计算机技术推动了更为深刻的技术革命，但也面临着新平庸的严峻挑战。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起源地欧美已经远离清教精神的背景下，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引领和伦理重塑已成为包含中国在内的全球性焦点与难点。当今世界科技经济与思想文化领域充斥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各种思潮。培育与重塑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伦理，既是一大科学难题，也是一大伦理难题。追求价格与价值，追逐财富与利润，在商业中无可非议。但没有伦理的价值财富，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在获得资产价值的同时丧失伦理价值，甚至引发危机。如果说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颠覆传统、集约创新和包容共享”三大支柱支撑起新清教徒精神和智能时代伦理，那么，谁将成为这个新伦理的引领者？中国自古就有“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伦理精神，我相信，每一位企业家、金融家和思想家，乃至每一位国人，终将会醒悟：金融是种植而非仅仅是收割。终将会以中国高尚的伦理为行为准则，获得世人的敬畏。2010年我曾与IMF前总裁、法兰西银行董事长康德苏先生，以“重复的危机与不能重复的伦理”为话题，就两次金融全球的教训进行对话时，我们共同认为：尽管全球伦理重建是在悬空的希望中怀抱希望，我们还是将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2011年1月26日我在人民日报系下的《国际金融报》中撰文提出：“中国要实现2020年成为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尽快构建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中国金融文化与金融文明。而什么是中国金融文明？这是国人需要冷静反思的。中国要成为复杂世界的领导者，所需复兴的不是适合单一国家或民族的特殊文化，而是需要超越文化的跨文明。“无论是结构性改革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都在不确定性中呼唤金融供给和金融统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塑造者，则是被这个时代重新定义的集约型创新人才。中国已经制定了以创新为新动能的十三五规划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伟目标，我坚信，以金融供给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必将成为中国推动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巨大工程的关键引擎。

　

来源：中国经济网(北京) 责任编辑：孙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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