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聪夫妇是一对80后小夫妻。与国内同龄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属于西班牙的华人新移民二代。尽管出生在中国，但从小由父母接到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的他们，被朋友冠以“物质、享乐”的标签。习惯了欧洲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和及时行乐的价值观，他们对于自身的高水准生活水平和物质享受有着近乎执着的强烈诉求：穿着必定名牌，外出必定开车，饮食必定餐馆，娱乐必定酒吧。
这些生活行为模式和他们的上一代——传统的中国父母——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事实上，莫聪的家庭并非富裕。莫家老夫妇俩打工的工资在当地社会只能称为微薄，家中一向依靠拮据的经济支撑着，直到莫聪工作后，莫家老夫妇身上的担子才略微轻松了一些。
俗话说，出门靠朋友，在家靠父母。莫聪夫妇把这句中国俗语运用得“炉火纯青”。在负担了儿子的生活、学习以及结婚的费用后，莫家老夫妇没有想到，“啃老”似乎成为这对年轻夫妻的“专利”，且一时看不到期限。
如今，莫聪夫妇的孩子已经一岁多，仍然“常驻”父母家，老两口那点微薄的收入全成了满足他们婚后继续享乐的垫脚石。为了应对可预见的入不敷出，莫家老夫妻打算将自己的退休年龄延长5-10年。
莫聪的案例只是“啃老”群体中的一个小例子。相对一些国内的“啃老族”，海外依靠父母生活的华人新移民二代更为普遍。
他们普遍在上世纪90年代从中国来到父母身边，面对与国内不同的物质基础，耳濡目染了欧洲社会的享乐型价值观。而作为外国人，又无法彻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同时，由于他们的父母多在当地经商，忽略了对自己子女的教育，这些华人新移民二代普遍成绩不佳，缺乏足够的社会竞争力。
面对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华人新移民二代的这些劣势被成倍放大，让他们失去了在社会上独立立足的能力和勇气，要么选择逃避社会，要么沉湎享乐，甚至加入当地的黑帮组织，吸毒、犯罪……
面对“三不”子女老移民束手无策
两度接到父亲发出搬离家中的通牒，阿诺终于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阿诺说，当他第一次听到父母的“逐客令”时，心中异常恼怒，急得快要跳起来了。而这一次，他已冷静了很多。
现年25岁的阿诺出生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市，读小学时跟随父母到意大利定居，成为一个典型的第二代华人移民。
阿诺说，他和双亲之间的矛盾可能从那时起就已注定。
阿诺的父母是典型的温州商人，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他们成为走出国门寻觅商机的温州人大军中的一员。夫妇俩和许多同乡一道远渡重洋，落户在阿尔卑斯山下的亚平宁半岛。在都灵，他们白手起家，从替人打工开始，逐渐积累起自己的财产。现在，阿诺的家庭拥有一家私有的超市，每月的营收超过1万欧元，家道已属殷实。
阿诺8岁那年，他父亲为了让家人团聚，将阿诺从中国老家接到意大利。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两代人日后竟会失去幸福感。
读书不上学
自从儿子上大学后，阿诺的父亲慢慢发现，越来越难与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沟通了。他觉察到，尽管儿子每天在自己身边转悠，仿佛距离很近，但是父子俩的心却是咫尺天涯，难以拉近。
与中国不同，意大利的大学相对容易申请。没有经历过中国式高考的阿诺，对于欧洲自由的高校教育并不感到多么来之不易。阿诺说，他当时并不觉得读大学有多少骄傲和乐趣，无法体会到国内同龄人考入大学的愉悦感。相反，宽松的教育让阿诺多少感到无聊。每天，他到学校点一个卯，便抽身离去。阿诺说，毕业的日子遥遥无期，凡事都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当下，对于他来说，只需要打发掉这无聊的日子。
在意大利生活的年轻华人没有太多的作乐方式。通常，阿诺会在网吧、酒吧度过白天。至今，他已经逛过都灵街头的大部分酒吧。而对于网络上流行一时的网络用语也已烂熟于胸，阿诺甚至把它称之为汉语、意大利语之后的第三门语言。
有时候，心情好的话，阿诺也会回到家里，帮父母在超市里卸货上架，但在阿诺父母的记忆里，这种传统观念里的好儿子形象少之又少。多数时候，阿诺来到父母面前，是向他们索要零花钱。阿诺说，父母每周给自己200欧元，但似乎总是不够用。
毕业不工作
一年前，大学毕业后，阿诺从一个在家“靠老”的大学生升级为一个在家“啃老”的社会青年，两代人的矛盾也越积越深。
意大利法律明文规定：非本国公民因为家庭团聚原因来意大利的，年满18周岁之后，半年之内，要么求学，要么工作，不然将失去在这个国家的合法身份。于是，很多年满18周岁又无心学业的“啃老”族便不得不寻求劳工合同，阿诺一度也曾经加入过他们的潮流。
2008年正是经济衰退笼罩全球的年份，意大利脆弱的经济体系不能容纳过多的劳动力，失业率节节攀升，很多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而对于当地华人来说，横亘其中的还有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华人家庭，有父母让孩子在家庭或者亲朋的产业——往往是超市和中餐厅——中挂名一份工作。
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的阿诺也这样成为了父母超市里的员工。这名“员工”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从来不按时上下班。即便上了班，他也只是闲在超市里，看着父母工作，无所适从。或者干脆抱着笔记本电脑在店里的某个角落里待上整整一天。经常到超市购物的顾客会惊讶地发现，在平常的工作岗位上，除了一个辛勤工作日渐佝偻的身影外，旁边往往还有个什么不会干的“啃老”族。
成人不独立
自从经济不景气后，意大利年轻移民中的“啃老”现象愈发明显起来。唯一令阿诺父母欣慰的是，阿诺还没有沉沦到“黑社会”组织中去。阿诺说，母亲常常告诫他，“不要学那帮黑社会”。
在意大利，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沉湎于老虎机与赌场，乃至吸毒，大量输掉父母的血汗钱。许多年轻人在遭到父母的训斥之后，非但不思悔改，反而走上邪路，实施贩毒、偷窃、抢劫等等犯罪行为，其中一部分成立了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向华人商贩收取保护费。
这些人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在华人圈中造成了恶劣影响，成为意大利警方重点打击的对象。最近几年，意大利的移民紧缩政策以及频频出现的针对华人的不利新闻，和这些社会“啃老族”的所作所为不无关系。
汉克(化名)是史璐璐影片中的主角之一。出生在瑞士的他，黄皮肤黑头发，却没有中文名字。事实上，他的中国父母从小就禁止他学习中文，并尽量避免在家中使用中文交谈。汉克是“香蕉人”的典型。曾经有华人称赞他家的汽车大而气派，却招致汉克的不满。在西方思维中，大汽车意味着高油耗，对空气污染也更严重。这种赞誉在他眼里，不啻是变相的讽刺。
“香蕉人”其实已经与中国无关。22岁的陈方周(化名)很小就来到瑞士，“我从来不觉得融入当地社会有什么困难。我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在被问到你是中国人还是瑞士人时，他会告诉对方“我来自中国，但我是瑞士人。”
有些人对于身份的反应则更为激烈。“你非让我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我肯定说啊，关键是我的内心说——我不是！”喻利雅，德籍华人，15岁时凭德文小说《红灯笼》夺得德国居里文学基金会征文特别奖，17岁时又凭《归宿·气》夺得德国2003园艺世博会命题征文大奖，通晓德、英、法、中四国语言。她表示，“德国是我的出生地，德语是我的母语，我从小在德国文化下长大。”而在公众场合，她也以德国作家的身份示人。
史璐璐曾在美国留学一年。她表示，与美国数量相对庞大的华人族群相比，欧洲各国均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华人人口基数小，更多地是以“水滴”的形式点撒在瑞士乃至欧洲的“大海”中，难以形成族群，多多少少都要被“强迫地”接受当地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