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古代交通史上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温州参与元代全国大规模粮食海运。惜历代温州方志对此鲜有记载，实乃憾事。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对当今温州沿海运输有一定借鉴意义。为此，笔者作了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都城的粮食无不仰仗于江南。为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朝廷一是凿通大运河，以山东和苏北为通道，缩短以往河运全程；二是探索海运，开辟粮运新的通道。自至元十九年（1282），伯颜请命于朝，造平底海船60艘，载粮4.6万余石，由海道启程，次年运抵京师，粮运首航获得成功。此后，海运粮食日益兴盛。
元代粮食海运历时60余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起始阶段，自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九年。此阶段主要是建造粮船，探索航道，建立机构，积累经验。通过试航，海运以其省费省力为人们所青睐，全国岁运粮食很快增到140.7万石。二是调整阶段，自至元二十九年至元贞二年（1296）。由于其时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而海运发生一些风险，河运又重新为人们所注目，故全国海运岁运粮由140.7万石逐渐缩减至34万石。三是兴盛阶段，自元贞二年至天历二年（1330），通过设置航标，聘请舟师，海运安全性大为提高，其省力省费的优势日益突显，全国岁运数渐渐增至352.2万石，从而成为南粮北运的主渠道。四是衰退阶段，自天历二年至正二年（1342），由于江南三省长期承担粮食海运重任，民不堪负，加之社会不稳定，全国岁运数渐减至260万石。此后因元末农民大起义，其间方国珍虽运过几趟，最终粮食海运不得不中止。
———元代温州粮运的时间和规模。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温州至迟于延元年（1314）已参与全国粮食海运。《元史·食货一·海运》云：“延元年，斟酌远近，复增其价，福建船运糙粳米每石一十三两，温、台、庆元船运糙粳、香糯每石一十两五钱，绍兴、浙西船每石一十一两，白粳价同，稻谷每石八两，黑豆每石依糙白粮例给焉。”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确提到温州船只参与粮运的记载。至于温州粮运止于何时，虽无史料明确涉及此点，但从全国大规模粮运的总趋势来分析，止于至正二年是合理的。由此算来，温州粮运前后至少约30年。温州粮运的规模，孙衣言《瓯海轶闻》中《元时瑞安有海运船》称：“焦礼，字和之，其先高邮人，居京口。壮岁游京师，言海运，授进义校尉瑞安县，管领海船上百户。”元时瑞安县尉从九品，主掌捕盗，管领海船可能是海运兴起后职责的调整。一个县有上百户参加粮食海运，可见当时温州粮运的规模颇为可观。
———元代温州粮运的航线和航行。《新元史·食货志八·海运》曰：“其温、台、福建船只起发刘家港交割，依旧于平江路仓装粮，官民两便。”也就是说，温州、台州、福建的船只先驶至刘家港（今苏州太仓）集中，然后于当地平江路仓装粮。其航线是“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元史》）为了安全，政府于航道上陆续设立航标，为日后灯塔之先驱。《大元海运志》载：“至大四年（1311）……海道……刘家港……甘草等沙浅水暗……不知水脉之人，多于此上揍搁，排年损坏船粮，死人命，为数不少……竖立旗缨，指领粮船出浅。”“延元年……于江阴管下夏港……等九处一百余里间立标指浅。”“延四年……设立标型，高筑土堆，四傍石砌……日间于上悬挂布幡，夜则悬点火灯。”航行中，粮船上有舟师导航。《大元海运志》云：“万里海洋，渺无涯际，阴晴风雨，出行不测；惟凭针路定向行船，仰观天象以卜明晦。故船主高价召集惯熟梢工，使司其事。凡在船官粮人命，皆所系焉。少有差失，为害甚大。因而询访得潮汛、风信、观象，略节次第。虽是俗说，屡验皆应……缀成口诀，以期便记诵尔。”舟师不仅精通航海，而且权力很大，故后世称其为“船上草头天子”。
———元代温州粮运的脚价和发放。元代粮运有脚价钞。脚价即运价。“至大三年，以福建、浙东船户至乎江载粮者，道远费广，通增为至元钞一两六钱，香糯一两七钱。四年，又增为二两，香糯二两八钱，稻谷一两四钱。”（《元史》）延元年后的脚价已如前述。至于温州船户运费的发放，《瓯海轶闻》中《元时温州运舟受钞之制》云：“温、台运舟水脚之费岁于浙省关拨，而散之运粮千户之所治，运者各于所治受钞，复还温、台登舟，往复不便。公请悉留钱温、台，舟人受讫以行。”即温、台运户的运费按年由江浙行省关拨到运粮户所在的千户所治，运户到千户所治领取。后来因回原籍往来不便，昭毅征得上司同意后，将运费全部留在温、台州府发放。该段引自《昭毅治运善政》之五。
———元代温州船户的生计和风险。元代官府为了加强对运粮船户的控制和压榨，专立户籍，不得更改。元中后期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对船户肆意搜刮，船户生计艰难。对此，《元史·食货五·海运》有所披露：“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有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却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温州船户当不例外。特别是海运风波难测，危险性很大。《新元史》中就有一段描述温、台船只在绍兴遭遇铁板沙的经历：“延三月正月，海道万户府据庆元、绍兴所申，绍兴路三江陡门至下盖山一带，沙浅一百余里，名铁板沙，潮泛猛恶。温、台船只尖底，食水深浚，船户梢水不识三江水脉，避怕险恶，直至四月中旬，尚于烈港等处停泊，不敢前来。”但是官府不顾船户安危，仍“差人搜究断罪、催赶”。所以，《元史》称：“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温州船户正是冒着这样的风险为全国南粮北运作出自己的贡献。
来源：温州日报
责任编辑：l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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