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企业一向以光明正大而自居，但这一形象随着近期西门子、大众等企业爆发的丑闻而失色不少。据了解，这些丑闻包括上亿欧元的贿赂以及购买色情服务等违规行为。牵涉其中的不乏一些国内最资深的企业高管。困扰西门子、大众、德意志银行和其它公司的丑闻情况如此严重，背后隐藏着什么原因？是公司的管理体制不行，还是行业竞争激烈而诱发出的结果？相信看完由沃顿商学院专家的分析，也许会从中得到答案。
 
　　刚刚过去的4月，或许会成为西门子今年最黑暗的时期。继西门子董事会成员约翰内斯·费尔德梅尔被捕后，4月中旬又有2名员工被拘留。但令德国上下倍感忧虑的是，越闹越大的企业腐败丑闻不仅纠缠上西门子一家，被丑闻缠身的德国企业甚至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德国公司为何接二连三地爆出丑闻事件？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跨国研究咨询小组负责人克里斯蒂·施耐德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他认为，众多违规事件的集中爆发，正提醒德国有必要采取措施，改进先前那套备受赞誉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有人把这套制度描绘成是：在决定公司重大事项时，管理层和劳工代表之间体现出来的一种亲密关系。
　　
    布鲁斯·柯高特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战略学教授。他说，这些丑闻突显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公司并没有使自己朝更加开放和更加负责的趋势发展。“德国企业并不理解新的游戏规则，”柯高特说，“他们习惯的是银行和企业、工会与政府间关系密切。 距离那种更美国式的商业文化，德国仍然相距遥远。”

    惊天丑闻
　　
    最近几个月来，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西门子和大众事件了。
    　　
    在西门子，官方正在调查公司高层是否开设了黑金账户，贿赂潜在的海外客户。2006年11月， 200名警察搜查了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室和雇员住所，获取了成千上万份文件，整个调查事件公开化了。检察官声称，发现一些西门子雇员使用一套系统来贪污公司钱财。在2006年9月30日结束的一个财政年度内，这个商业巨无霸实现的销售收入达1150亿美元。
　　
    西门子说它正配合进行这项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从警方开展突查行动以来，公司承认在过去的几年共有5.44亿美元的交易存在嫌疑。但西门子称，这些错误都是“个人行为”。但是这家报纸认为，拘留证据以及记者接触过的证人证言都让人觉得，“在这家公司里，行贿是一个很普遍、高度组织化的行为。”
　　
    《华尔街日报》同时报道，因为忽略了西门子公司账目上的这些涉嫌贿赂款，长久以来为西门子提供审计服务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德国分公司也在接受调查。但其否认存在过失。
　　
    西门据说在和一名代表BAE公司的沙特商人打过一个电话之后，舒芮特就为付款去作了安排。来电者要为曾经给西门子提供的商业合作索取9.1亿美元佣金。假如西门子不付，那么，打电话者威胁说，他就向美国证监会举报，并提供替西门子在沙特行贿以获取电信合同的详细资料。上述5000万美元中，1700万美元据称是支付欠下的佣金，剩下的则是封口费。
　　
    在另一起案件中，为了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那里拿到涡轮机订单，西门子电力部门两位前高管花了780万美元行贿。今年3月中旬，克雷和维格纳，在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市接受审讯。他们俩人声称参与了行贿，但没有违反德国关于严禁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法律，因为这家电力公司已经私有化了。但检察官认为，在他们行贿期间，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仍然属于国家控股。

     3月27日，另外一项调查使西门子公司雪上加霜。公司管委员成员之一的费尔德梅尔在纽伦堡被检察机关逮捕。他被指控跟一笔支付给盖思奇的资金有关。后者是一家德语首个字母缩写为AUB的德国工会的官员，该工会对西门子一向友好。《华尔街日报》称，检察官们相信这笔钱通过盖思奇给了AUB，用来抵消德国最有实力的行业工会IG Metall的影响力。费尔德梅尔拒绝认错。盖思奇在2月份涉嫌偷税被捕。
　　
    大众公司的违法行为据称涉及公司高管和工会官员。在这场被媒体戏作“赏钱和妓女丑闻”中，大众公司高管涉嫌挪用公款，利用性派对、假日色情陪侍和红包等方式收买劳工代表（又称劳资联合委员会成员）。
　　
    大众案例让我们看到在德国劳资双方协调一致共同决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比较紧密的关系使得劳工组织在公司重大决策时，拥有一定发言权。2007年3月5日，这个案例有了最新进展，公司强大的劳资联合委员会前任负责人克劳斯·沃科特（Klaus Volkert）被控48项罪名。
　　
    1月大众公司前任人事主管彼得·哈慈因为批准“赏钱和妓女”计划而被定罪，处2年缓期徒刑以及大约73.6万美元罚金。他承认收买沃科特来影响雇员决定，获取他们对公司重组和削减开支计划的支持。德国法律规定大型企业的重大决定须咨询公司的劳资联合委员会领导们的意见。据悉，1995年和2004年之间，沃科特索取并获得了大约250万美元的奖金，此外还有78.6万美元用于豪华旅游，购买衣服和珠宝，为他和女友支付子虚乌有的咨询费用。
　　
    现年65岁的哈慈2005年从大众辞职，他一度在德国广受尊敬。2002年，他担任所谓的哈慈委员会主席，为前总理施罗德出谋划策，制定了一系列劳工改革方案，来降低失业振兴经济。

    贿赂成为企业的一种风气
　　
    长期以来，德国的法律制度认为，花钱贿赂外国官员，是公司必要的业务开销。实际上，德国法律一度允许企业为这样的开销撇账。自从德国采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9年制定的反腐败纲领后，这种现象改变了。根据沃顿商学院教授唐纳森的说法，这个纲领源自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在德国商人的意识中，贿赂有时是种必要手段的观点依然存在，唐纳森说：“今天当你跟德国公司高管交流时，你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会说，‘德国人有高标准，但当我们出去到世界各地时，那里比较粗野和肮脏，要是说我们还能够按照足球规则来玩那就太幼稚了。’我想，跟瑞典甚至美国比起来，这种观点在德国更有市场。但是，多年来一直用钱收买大众公司劳资联合委员会的头头，而且还提供色情服务的做法，是对德国诚信传统的一记猛击。”
　　
    沃顿商学院国际劳动关系专家施奈德说，一定程度上，给西门子和大众带来难堪的根源在于两者在监管上的共同弊端：德国公司管委会非常规的设立方式，以及工会在这些委员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德国公司管理分上下两层结构，下面的管委会较小，负责向监事会汇报并由后者任命。
　　
    在公司管理委员会里，有3种不同的雇员代表形式。1952年颁布的《工作组织法》要求所有雇员人数超过500名的公司，在监事会中必须要有三分之一的雇员代表。1976年的《共同决定法》中规定，在雇员超过2,000名的公司中，必须具备概念上的相等性——监事会中50%是股东代表，50%则是雇员代表。可是，当意见相左，需要监事会主席进行第二次投票表决的时候，股东代表一定会占据多数席位，通常监事会主席都是站在股东一边的。另外，在监事会里，劳工方至多可以有三名来自公司以外的工会成员。这些颇有争议的“外部”代表跟公司没有必然的联系，无法直接代表本公司雇员的权益。
  第3种雇员代表形式，尽管仅限于煤炭和钢铁行业，却在监事会中真正保证了同等性，假如被任命的工会负责人实际上是管理委员会代表的话，雇员代表就可以对他投否决票。今天，这个特殊的共同决定法案所起的作用有限，因为煤炭和钢铁行业正在萎缩。可是，既然它规定了德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劳资共同决策体制，对工会来说它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
　　
    “在欧盟内部，德国是唯一一个施行如此影响深远广泛制度的国家，”施奈德说，“没有第二个国家希望有这样的制度。你所做的，是让工会成员和雇员代表在公司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任命和免职管理委员会成员，其结果就是，许多德国公司管理人员抵制劳资共同决策制度，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由监事会任命和解雇的。这种双层委员会制实际上会使界线模糊，因产生利益冲突而受到批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让雇员的利益在公司最高层的实体中得到反映。但是在一家大公司里，雇员代表是一回事，作管理决策则是另外一回事。”
　　
    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导致大众公司出问题的原因”，施奈德补充说，“为了获得监事会雇员代表对大众公司延长工作时间和机构重组要求的支持，公司管理层开始通过钱、假期和其他贿赂方式诱惑工会给他们投赞成票。如果大众不存在这样的管理体系，它是不会被逼着去玩这样一种游戏的。”

    改革势在必行
　　
    虽然同为丑闻，但大众和西门子的丑闻却并不一样。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贺默里奇说，在大众，所谓错误行为指向的是滥用劳资共同决策制度，而这种制度帮助德国从二战废墟中站起来并创造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德国经济奇迹。尽管大众出现丑闻，贺默里奇认为“大多数的德国人不打算放弃这种制度”。
　　
    西门子丑闻，则是源于竞争压力，需要开拓国外生意。在这种状况下，公司管理人员通常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贿赂以“博得政府的高兴”，贺默里奇说。这种付出通常是需要的，因为基础设施和公用项目特别需要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
　　
    INSEAD学院的柯高特认为，虽然西门子等德国大公司纷纷被丑闻击中，但过分夸大这种企业现象对德国精神的影响是没有必要的。“西门子事件令人震惊，因为西门子对德国来说举足轻重，已经存在了超过一个世纪，” 柯高特说，“西门子是你能够想到的德国大公司之一。一旦发现他们开设秘密账户用于贿赂，那当然令人非常吃惊。这种事情很严重。”
　　
    但是柯高特补充说，在这些丑闻中衍生出的积极一面是，社会大众通过媒体对它们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向真正有意义的改革迈出了第一步。“老实说，有多少德国公司，或者其他欧洲公司，敢说自己在过去的30或是40年中，跟政府是干干净净做生意的？对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人们有所了解，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其中的细节。或许好消息是，坏消息即将被暴露在大众眼前。”
　　
    唐纳森说，企业丑闻令人难堪，对德国的自我形象危害巨大，公司采取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一些人感到，相关参与者——投资者、公司管理层、银行等，都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所以老的制度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创造出良好的公司管理。”
　　
    政府和公司部门采取的任何改革措施或许都不会试图去复制英美的经济模型，他补充说。“但不可避免的是，德国将采用英美体系的某些要素，特别是赋予股东和外部投资者更多的话语权。”
　　
    最近爆发的企业丑闻，也提醒要加强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对财务报告条件作些改变，唐纳森说。“在2007年，德国企业依然是由内部人控制，服务股东利益的。这种制度对大股东和企业管理者有利，但它对普通投资者不利。跟英美体系相比，德国体系中股东的话语权要少得多。我依然认为，在总体上说，目前德国公司的治理存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