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聚元银楼原名聚元，始建于乾嘉年间，后来被方家盘入，改名为“方聚元”。方聚元传到第二代，由方家老板娘盛氏掌管，到这个时候，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

　　上世纪初，方聚元传到了方家第二代，由于方家人口越来越多，加上讲排场，生活奢靡，一度入不敷出，陷入困境。精明能干的盛氏听朋友介绍上海某银楼的裘清甫能力很强，很能吃苦耐劳，但由于为人耿直，颇受他人排挤，欲另谋他职。

　　于是，盛氏辞退了原来业绩平庸的经理，请来裘清甫任方聚元银楼的经理，重整旗鼓。

　　裘清甫是在30岁的时候到宁波方聚元银楼任经理的。

　　裘清甫上任后，确定了几条原则：第一，专心于金银饰品，不炒作黄金。其时，不少银楼利用黄金市场上金价的起伏做投机生意，获利不少但风险很大。裘清甫则认为方聚元是老字号，金银饰品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专心做好本职才是正道；第二，为了贮备资金，以防万一，以月息七厘或者年息八厘吸收亲友和客户存款，充实流动资金，扩大黄金储备；第三，一切以顾客的需求至上，不断增加饰品饰物的花色花样，同时狠抓店堂服务，坚持和气生财。

　　每天早上，裘清甫都跟伙计们同时上班。开始一天的营业后，裘清甫往往叼着一根旱烟管，坐在一排花梨大椅上，目光炯炯地关注着柜台上的动态。

　　一天，裘清甫像往常一样坐在椅子上看着铺子里的情况——一位顾客在柜台前选了好久，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购买。眼看这笔生意可能要泡汤，裘清甫放下烟管，咳嗽两声，走到顾客身边，满面春风地跟顾客打声招呼。柜台上的伙计乘机忙跟顾客介绍：“这位是阿拉店里的阿大先生，亲自给你做生意，保你货好价实！”

　　裘清甫则开始热情地向顾客介绍货品，顾客听伙计这么介绍，再一看这位“阿大”果然是平易热情，毫无架子，自然很满意开心，生意也就容易成交了。

　　由于银楼生产和出售的产品是比较贵重的金银饰品饰物，所以容易失窃或者被本店员工贪污。为了杜绝这些现象的发生，裘清甫制订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店规。《宁波文史资料》中记载：所有黄货，不问重达数两的手镯、项圈，一两一只的小元宝，还是轻只五六分的丝圈（即细耳环），都一一编号包纸，登记入册，由料房交给管货专责保管。顾客来购货，由营业员向管货员领取几件，记录下来。货如未售出，原包退回；货如已售，将包纸（记号码和重量的）交还，以清手续。傍晚打烊，管货员就在号簿上把售出之货一一销号。每隔一月，全店集中人力于晚间对号盘货，终年不出差错。

　　不过对于白货，由于其价值要比黄货低很多，一般没有专人坐管，顾客选购也由伙计自行取给顾客，管理宽泛，全凭伙计自觉。

　　一次，管货员发现黄货少了一号，全店立刻开展侦查，查出是一个新学徒偷去了一枚金戒指。裘清甫马上找来学徒的家长，要求把孩子领回去。尽管孩子求饶，家长求情，而且这个学徒平时工作都很认真卖力，但裘清甫坚决按店规办事，毫不留情。

　　这件事也给了店里的伙计警示，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店里贪污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除了店规严格，裘清甫对用人也自有一套。

　　过去的银楼，将管理工人的职务称为“把作”。裘清甫相当重视“把作”的人选，但一旦选好“把作”，则放手让他做事。因此，方聚元银楼的“把作”从安排工种、分配任务到添置工具、指导工艺，都可以自主去做。

　　由于经理信任，可以放手做事，加上自己本来就技艺精湛、经验丰富，裘清甫找的“把作”在方聚元银楼大展手脚，场里做出来的饰品质量好式样新，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很快十多年过去了，到了上世纪20年代，社会风尚开始发生变化，金货开始深入民间。“银楼”，顾名思义，过去以制造和销售银饰、银器为主，只供应少量金饰、金器给富裕人家。而随着社会风尚趋向奢靡，除了富裕人家，一些中产人家，也开始在婚嫁中以送金饰为风气。

　　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一种代银品，由于价格低廉、式样也不输银器而广受欢迎，过去热卖的银质器皿严重滞销，生意一落千丈。

　　裘清甫的经营策略也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开始把业务的重心放到金货上。

　　史料记载，在宁波，长期以来足赤（是指按照上海银楼业大同行的规定，而为全国同业所信奉的，含金量99.3%的金货）的牌价完全跟随着上海金市，而上海金市则紧随伦敦黄金市场。上海金市根据伦敦标金（当时金市用“标金”作交易，每块重约70漕平两，成色为97.8%）价格和标金成色，以及上海英商汇丰银行的中英外汇牌价，加以换算，进行买卖。宁波银楼业按照上海金市每天的收盘价，随时举行同行公议，通常由各大银楼轮流主持，由轮值的一家议定。一般来说，若上海金市收盘价为每两100元，宁波的足赤挂牌大致则售出102-103元，收进98-99元，进出相差约4元。这4元，就是银楼的毛利。

　　每天，方聚元银楼的大柜台上方都会高悬一块挂牌，上书“今日足赤”四个字，下边则分两行标明售出和收进的价格。

　　虽然200元的营业额只能赚4元钱，利润很薄，但方聚元坚持货真价实，售出的足赤金货完全达到标准。

　　为了保证“成色”，方聚元备有精密的成色“对牌”和细洁的试金石。裘清甫还聘请精通“对色”的师傅，反复比较勘对，确保“足赤”。那时候，方聚元在大小金货上都打上“方聚元”、“福”和“足赤”三个钢戳，顾客购买后拿到上海兑换，从未出现过成色折扣的问题。由于方聚元敞开门做生意，诚信无欺，所以一直深受顾客们的信任，生意也一直挺不错。

　　据1932年的统计数字，宁波市区共有大小银楼24家，可堪称当地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然而，随着国内时局动荡，财政危机频发，银楼业受到严重打击。宁波的许多银楼境况日下，而惟独方聚元银楼经营有方，幸得维持盈利。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四行法币，收兑全国银圆，使得金价暴涨，银楼业更是受到巨大影响。1936年，当局策划方聚元、凤宝、天宝成、老凤祥、方行远、方紫金6家银楼共同设立了联合收金处，名义上是让6家银楼投靠宁波中央银行，替该行收购宁波地区的民间黄金，以赚取该行的回佣，实则是想让银楼将所存金货兑换为法币。

　　在今天看来，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骗局，但此时的裘清甫已年迈体弱，再无往日的才干，根本没能察觉这其中的古怪，将店内全部存金约1000两拱手兑给宁波中央银行，把所得法币分给股东。随着通货膨胀，法币贬值，方聚元银楼终于抵挡不住关门大吉。

　　裘清甫精明一世、糊涂一时，最终就因为这么一件事，葬送了在自己手中发扬光大的方聚元银楼，着实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