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商文化”确切地说应该称作“海派文化”。因为“沪商”并不只是上海本地的土
著商人，而是由全国四面八方汇聚上海的商人构成。时人对上海城市的评价是：“上海商业的繁荣是天下商人走上海，而不是上海商人闯天下的结果。” 而殖民主义的入侵使得海派文化不但具有杂交性，还具有了浓浓的洋味。
“晋商文化”则是山西商人走天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根植于黄土内陆文化，这一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带，悠久而厚重的文化积淀，不仅培养了山西商人崇礼、重教、讲义、守信、勤劳、节俭等共性特征，而且具有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沉稳笃实、敢闯敢创的品格。同时在晋商走天下过程中与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让晋商文化有了多元性，开放性和竞争性的特征。
沪商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与晋商文化的“一元性”、“封闭性”
朱英在《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一书中说：“沪商文化作为一种近代的新型商业文化，其特点之一是多元性、开放性比较突出。”“不像徽商与晋商文化那样只是反映一地商人的文化观念而具有一元性、封闭性特点。”
上海开埠后，沪商商人结构发生了变化，勿容置疑，沪商文化兼容并收，当然显示出多元性质。作为近代一个移民最多的大都市，一个进出口贸易中心，自然也使多元性质的沪商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这种开放性，使上海比较容易吸纳新的赋有时代进步意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所以工商经营管理中的新技术、新方式、新理论都能引起社会性的关注与学习仿效。因此，在西方工商企业大量地移植到上海后，中国民族商人自办的新型工商业也在上海扎根。但是，与此同时，上海的开放性使西方商风的奢侈、腐朽的享乐主义与投机经营，不择一切手段追逐利润的反商业伦理行为，充斥于上海市场，使沪商多元文化的先进性大打折扣。
晋商虽是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晋商文化的诞生地不只是山西本土，而是在晋商足迹所至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广袤土地上，在他们开拓出来的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我们在理解晋商文化时，是和晋商在明清五百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山西商人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山西商人集团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但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也没有成为山西商人奋斗创新的包袱。山西这块黄土地很早就是中化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带。悠久而厚重的文化积淀，不仅培养了山西商人崇礼、重教、讲义、守信、勤劳、节俭等共性特征，而且具有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沉稳笃实、敢闯敢创的品格。我们把这些商人素质的综合体现称作“山西商人精神”。
虽然山西商人的地域性似乎决定了晋商文化的一元性，但就晋商精神中表现出的多重特性来看，晋商文化其实并不是单一的一个地域的文化。在地方性商人的文化中同样有多元的内涵，有开放性特征。这从两方面可以说明。其一，古老的三晋文化确切地说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体。遗留至今的那些文物古迹可以作证，山西曾经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不少寺庙里儒、道、释三圣塑像同处一室，便是文化思想多元性的体现。山西商人是走天下的商人，漫长的数百年间活跃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必然会吸纳融合所到之地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如果说，由于“天下商人走上海”而形成了沪商文化的多元特征，那么，在几个世纪中，走天下的山西商人身上为什么就不具有多元的文化内涵呢？
其二，19世纪50年代以后，晋商文化与沪商文化其实有许多共性。我们不能认为，地方商帮在走上海之前，文化特性就是封建的、封闭的、保守的、落后的，一旦走上海之后就具有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特征，就汇集成了代表中国商业文化发展趋向的商人文化。天下商人走上海的同时，也在走京津，走两广，走归化，走库伦、恰克图��各地方商人文化的相互融合，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中。徽商走天下，曾有“无徽不成镇”的赞叹；晋商走天下，则获得“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美誉。试想，如果他们一味保守封闭，不尊重、不接纳所到之地的文化，不去主动地适应所到之地的文化习俗礼仪等，他们在那些地区就不可立足。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票号伙友 “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州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师徒无其勤也”。
就开放性程度而言，晋商文化与沪商文化的表现确有判别。上海作为开埠的半殖民地城市，其开放性特征有着宏观政策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因此断言由于“深受西方商业文化的影响，使沪商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性”；而晋商、徽商文化“只是反映一地商人的文化观念而表现出一元性、封闭性特点”。如上分析，各地方商人文化毕竟不同于本地文化，在其走南闯北的贸易活动中，对异地文化同样是兼容并收。尤其是晋商所处的本土文化就是多元的结合体，晋商走天下的几百年间，更不可能始终“一元化”。若论与西方商人的交往，晋商在恰克图与俄商的贸易较沪商早了100多年。若没有多元性、开放性的文化特征，晋商又如何能从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在恰克图维持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显然，在分析沪商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特征时，对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地方商人文化也要给予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不应笼统地以“一元化”、“封闭性”而一笔抹煞。
晋商文化与沪商文化的竞争观念比较
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竞争意识的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上海开埠以后，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意识引入了上海。于是，上海市场的竞争中出现了两股浊流，一股是西方商人以无情地剥夺上海商人的切身利益为代价，攫取巨额利润，使上海原有的一些传统商业和手工业都陷于困境。由于洋商资本雄厚，拥有丰富老道的商场经验，再加上不平等条约赋予其种种优惠待遇与特权，洋货潮水般涌入中国。洋商与中国商人的所谓“竞争”，实质上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侵略。
另一股浊流是沪商中一些贪贾奸商，通过商业投机、诈骗、买空卖空，顷刻之间就可以腰缠万贯，踏入上流社会。他们公开将赢利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谋利不择一切手段，显然是受西方商人以逐利为唯一追求目标，为了取利甚至不管一切后果，乃至丧失人性等特点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由于西方商风东渐的影响，大大增强了上海商人的竞争意识，相比之下，“传统封建社会的中国商人为保护其既得利益，一般都害怕竞争”，甚至组织行会性质的商人会馆严格限制竞争。
上海商人在洋商汇集上海后增强了与洋商进行商战的竞争观念，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说，各地方商帮都是害怕竞争，不要竞争。更不能因此把公所、会馆一类的行业组织，看作是否定竞争、禁锢商人竞争观念的工具。事实上，上海开埠后，各地方商人争先恐后进军上海，这本身就是一种竞争观念的产物。
以山西旅蒙商大盛魁为例。康熙年间，跟随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费杨古军队做随军贸易起家，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直至1938年歇业，前后维持240年左右。大盛魁以归化城为总号，以乌里雅苏台(喀尔喀蒙古首府，时称前营)、科布多(时称后营)为漠北两个分庄。当时的归化城是旅蒙商的贸易总汇，乾隆时资金雄厚的大商号就有140余家，每年的马匹交易额约在20万匹左右。从归化销往京西等地的绵羊约在20万—30万只。到光绪末年归化城为交易服务的钱铺多达三四十家，足见市场竞争之激烈。
大盛魁留有一副残缺的楹联，从上下两联的前半句看：“集二十二省之奇货裕国通商”“步千万里之云程披星戴月”，表现出当年吞吐百货、争夺市场的雄心与气魄。大盛魁从康熙年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两百多年中有近100年与上海开埠后的历史并立，何言地方商人害怕竞争，不要竞争呢？大盛魁为代表的山西商人的竞争观念，始终与艰苦奋斗、裕国通商精神相伴相随。这一点恐怕正是上海开埠后所增强的竞争观念中所欠缺的。
晋商是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之一，是鸦片战争以后坚守在前沿阵地与洋商抗争的先锋队。到二十世纪初，山西商人虽经历了阜康钱庄倒闭风潮、甲午、庚子、辛亥之变的屡屡冲击，但他们在寻求生存之路的同时，仍以民族利益为重，再次竭尽全力与企图独霸山西矿权的英国商人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抗争。山西票号齐心协力，前后筹集275万两白银赎回矿权路权，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公开向世人宣称：“只收华股，不收洋股！”更是山西商人代表三晋民众向横行无忌的洋商挑战！无疑给了那些觊觎三晋宝藏的各国列强一个绝望的回答。山西商人无论是恰克图商战，或是保晋护矿的爱国行动，都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那种否定晋商的竞争性，认为近代商战只能以沪商与洋商的竞争为代表的观点，显然有失公允。一味把晋商说成是封建商人代表而拒之于近代民族商人行列之外的观点只是一种主观臆断而已。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山西商人带着内陆文化赋予的特殊品格，在近代以下的商战中，依然是勇者、强者。
晋商文化与沪商文化的伦理观念比较
沪商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义利观的束缚。许多上海商人都不再像过去的商人那样，在追求赢利的同时仍犹抱琵琶半遮面，力图做到义利兼顾，以免招致更多的攻击。新兴的上海商人则程度不同地摆脱了义与利的矛盾情结，公开将赢利作为自己的唯一追求目标，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而在近代上海这样一个商业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财富被视为名誉和地位的象征，‘大亨’是人们所向往和孜孜以求的称号，不管以什么手段和方法，只要能做到腰缠万贯，就会受到尊崇，享有很高的名誉和地位��因此，传统的义利观在近代的上海商界已失去其固有的强大影响力，剩下的只是赤裸裸地谋取利润，不遗余力地追求财富。” (朱英：《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
传统义利观是商人伦理的核心。一个国家的商业传统、商人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商人素质水准，不是上帝创造的杰作，而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历史文化的产物。商业伦理道德是商人精神的灵魂。把传统的义利观说成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像戴着虚假的面纱，这是极不恰当的理解和比喻。
商人遵守商业伦理道德，并不是只图虚名，或者是为社会环境逼迫使然。诚信重义、勤劳节俭既是商业伦理道德的体现，也是商人获取成功的经营之道。所以，遵循商业伦理是商人自觉的主动行为，不是被迫的被动行为。包括山西商人在内的中国商人，从几千年
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是信义至上，利从义生。商人在贱买贵卖的商业活动中使财货增殖，这种行为本身必然涉及不同层次、不同集团、不同内容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明清时代，各大地方商帮兴起，市场竞争激烈。商业伦理文化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仅没有被抛弃，相反，各商帮竟相打出继承传统商德的旗号，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尤其晋商、徽商两大商帮，遵从“以义取利，利从义生”原则的信义事例不胜枚举。他们是以信用走天下，而不是以霸道走天下。他们的成功，不仅表现在资本积累等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对商人伦理文化的继承、发展、弘扬与推进，是对商业伦理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升华。因此，明清乃至近代以下数百年间，成为中国商人伦理文化最为兴盛、最有号召力的时代。
山西商人在商业伦理观念方面有两点重要的突破。其一是提出了士商伦理道德同一性的主题。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1469—1523年)就是这一主题的首创者。时人称赞他既能善心计，识重轻，与时低昂，审势伸缩，又能信义秋霜，宽诚待人，“故终身弗陷于井罗”。善心计而不行奸诈，取义利而无市井之气，义与利的对立关系在王文显的贾道中得到了统一。正是在这样一个把义利付诸亲身实践的前提下，他坦率地提出了士商伦理道德同一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王文显的这段宏论，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性问题：一个是商与士的社会地位问题；一个是善商者与善士者的道德标准问题。商与士显然是人生所取的货殖与仕宦两条不同途径，但所持做人的原则、道德、良心同根同源，人格尊严上不应有高下之分。商处财货之场受制于一个“义”字；士处官宦之位，受制于一个“廉”字。善商者“利以义制”，善士者“名以清修”，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故应“恪守其业”。
山西商人伦理观念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把伦理道德教育融入家学、家规、商号号规中，从明清乃至近代以下一以贯之。继承弘场补充扩展有之，却无一人敢于背道而行。乔家大德通票号的总经理高钰在甲午到庚子前后的非常时期，面对西方商风的冲击，依然坚定不移地“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大学，盖取正心修身，而杜邪教之入。”在全号上下提倡“黜华崇实”的作风，不为追求奢华的流俗左右。他一面在号内“延名师教育青年伙友，讲名著培养立身基础”，以良好的精神道德素质抵御社会不良习气的浸染；一面以浩气举事，执法严明果断，并整饰号规，以杜弊端。上下同心协力，终于安然度过庚子、辛亥危机的冲击，延业至20世纪50年代。
沪商文化产生于上海开埠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即使出现某些新式的东西，也需要衡量有无进步性可言，也需要寻找其真实的内核。同样，对晋商、徽商等各地方商帮的进步与落后、开拓与封闭、竞争与伦理等也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可一言定论。不然的话，继承与借鉴便成了一句公式化的套语，毫无生气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