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对很多人说过，温州企业家是全国最活跃的团体，值得大家学习。但他是第一次来温州。所以，当担任青企协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的20多位温州“老板”——他们是从世界各地赶回来开会的，有些人则是推迟了出国的计划——集体亮相宣读《青年企业家宣言》时，像他这样的非温州籍企业家，还是大感意外。

　　来自内地的海星集团董事局主席荣海说：“在温州，感受到了很多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之处，但是温州企业家的这种抱团精神却是最让人震撼的。”

　　所谓青年企业家协会，并非温州所独有。与其他地方一样，温州青年企业家协会也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是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和市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不过，在各地，青企协一般只是共青团联系青年企业家的纽带，而温州青企协不同，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组织的商会。

　　一

　　温州商会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署，温州开埠，洋货涌入，当地小商品生产和自然经济备受冲击。温州商人开始组织同业公会，以求自保。近现代，民间社会逐渐消亡，真正意义上的商会不复存在。直到1988年，温州三资企业联谊会、温州食品工商同业公会、温州百货针纺同业公会先后宣布成立，温州重新出现了非政府组织的行业商会。

　　现在，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温州商会。在全国各地，至少有122个温州异地商会，而在温州本土，据说已有104个由行业自组织的商会、协会。

　　与其他地方不同，温州人皆以商会为荣。有人分析，温州商人的这种“抱团”，本质上是摆脱了大共同体束缚、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群体应该是小农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新生力量。也有人认为，温州商人之间的自组织，是一种有利于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封闭联盟，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化交易机制，正是缺乏政府的产物。

　　关于“抱团”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温州人想去欧洲做生意，即使他不懂当地的语言，也没关系，他的同乡会把电话一站一站的打过去，帮他做好必要的联络，直到他到达那里。

　　对此，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从历史上看，温州人多地少，多以打鱼为生，很早就有了合伙合作的历史，比如共同出钱造一条渔船；从文化上看，现在的温州人多是移民后代，出门靠朋友，离不开信义二字；从经济上看，低、小、散曾是温州产业的主要特点，一旦走出去，就发现自己无力与规模更大的企业抗衡，就需要“合十指为拳”，形成自己的产业集群，在一条产业链上形成合力，才能生存下去——而商会就是这种产业集群的产物。

　　不过，在历史文化制度的分析框架之外，我们可以发现，商会组织作为新生力量在温州复活，也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机缘——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温州遭遇的诚信危机，使温州商会从此后得到了蓬勃发展。恰恰是危机拯救了温州，拯救了这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刷新了温州的商业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说当年温州之“假冒伪劣”，也有可商榷之处。因为在营销学中，低质低价是一种成本策略，有它客观的市场需求。不然，现在怎么会有一次性产品问世呢？但是，国营百货公司却把原本18元一双的合成革鞋子买成了118元一双的“皮鞋”，使终端客户蒙受损失，进而使温州的信誉跌到了最低点，“恶名”远扬。

　　这种情况迫使温州作出了沉痛反省。不过，我们往往只看到地方政府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所作出的调整，却忽视了温州民间商人的积极努力。实际上，与一百多年前一样，温州商会在一百多年后的重生，也是基于商人自救的产物。这种自发、自律的商人组织，从一开始就将诚信经营作为自己的主导文化，与官方背景的商会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