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瑞金先生见面，是在上海徐家汇一家叫“真锅”的咖啡屋。这是2008年3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们约谈的主题，是关于“温州模式”。

　　周瑞金先生是平阳人，曾先后担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初，以他牵头用“皇甫平”笔名组织撰写的系列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在《解放日报》发表后，引发了全国思想理论界的激烈交锋。

　　对于过往的一切，周瑞金先生很少涉及。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他更多关注着故乡温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温州模式”首次在媒体出现

　　1985年5月12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的位置，刊发了一则消息，题目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该报专门为这则消息配发了《温州的启示》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正是在这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温州模式’的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周瑞金回忆说，刊发这篇文章时，民营个私经济，在很多地方还是“雷区”，“姓社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导致温州人敢做，媒体却不敢说。当时担任值班总编助理的周瑞金，在确定版面安排时，因为报社内部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意见，最终拍板上了头版头条，“这显示出了当时《解放日报》的足够勇气。”

　　周瑞金说，长期以来对于故乡的关注，让他知道，当时，在温州这片地处东南一隅的土地上，一股久久蛰伏的民间力量，正自发掀起一轮风起云涌的经济发展浪潮。个体私营企业挣脱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依照温州的实际，呈现着“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全民皆商”的发展态势。“在评论员文章中，我们以肯定的口吻，称温州‘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

　　“‘温州模式’的提出，不是一个单纯概念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它肯定了温州正在探索的发展之路，促进了温州乃至全国后来的发展。”回眸此后的20多年，因为这种舆论支持，使得温州人对于自己的探索和尝试，有了充分的信心和底气，而基于这种信心催生的创新精神，让温州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首先是温州人的自身努力，他们在创造了一种模式之后，不断赋予这种模式以新的内涵。”

　　“温州模式”诞生的基础条件

　　“‘温州模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与温州的地缘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后来国家对温州的定位密不可分。”周瑞金说。

　　1984年，国务院决定对外开放全国14个沿海城市，温州是其中之一。

　　而在历史上，温州有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资源匮乏、土地紧缺的“先天不足”；新中国成立后，温州是东南沿海的国防前哨，国家在这里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投入，三十多年的总投资也就个把亿。到了“文化大革命”，温州又被称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一次又一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内源不足与外援不力，使得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农民几乎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周瑞金说，改革开放、特别是温州成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百姓对于富裕和改变现状的追求，变得异常急切。但是，怎么发展、靠什么发展，这是温州的迷茫和将要面对的现实。温州农民祖祖辈辈既务农又靠小手艺和小生意维持生计，因此有着“百工之乡”的美誉，温州人也有着特殊的商业敏锐，这种在生存夹缝中求发展的特长，让温州人能够走出去，靠手工艺谋生。同时也能通过走出去的阅历积攒，把很多可以致富的信息引进来。这样的“出去”与“进来”，让温州人的经商禀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周瑞金认为，当初温州的这种“野生”经济形式，招徕广泛的关注，褒贬不一、誉损不一，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十分正常。毕竟在原始积累阶段，温州人敢冒敢闯，甚至出现走私、假冒等。但在总体上，温州民营个私为主导的模式，在温州人的自觉中初现端倪。

　　“温州模式”在关注中破壳

　　有关“温州模式”的文章见报后，在宣传舆论上并未引起大的争论。周瑞金认为，这种宣传上的不争论，有两个原因，其一，《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机关报，上海不会轻易评判浙江的是非；其二，浙江省委对于温州的做法，早已心知肚明，不鼓励但也没有制止。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的争论却相当激烈。争论的焦点还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当时在一些地方，对温州的非议相当厉害。出于对个私经济的不共戴天，他们把“温州模式”看成钻集体的空子，挖集体的墙角。

　　“但从国情出发，我以为‘温州模式’更具生命力。”周瑞金说，“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这些模式各有优点，而“温州模式”的个私经济属性，更贴近百姓，更能调动每个人的活力，引导全民创业。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涉足的许多领域，似曾相识却又是前所未有，如塑料拉线编织品、再生布纺织品、小五金、低压电器、纽扣等等。十万供销大军的外围突破，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再通过市场集聚，温州慢慢地创造了一段新的历史。因此，在当时提出这个模式，其意义非常深远。特别是对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是温州最大的发展瓶颈，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5年，温州人一直在担惊受怕中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温州模式”的提出，虽然在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后才得到最终认可，但当时没有直接反对的声音，可以表明温州的路子，具有它存在的价值。

　　“温州模式”在探索中成熟

　　周瑞金认为，“温州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不断演变中得到不断完善，归根结底来说，这个词汇代表的是一种创新，体现的是温州和温州人勇于开拓和勇于进取的一种精神。

　　周瑞金说，温州模式最初以家庭工业、商品市场为主体，这是温州发展初期的基本属性，“温州模式”的内涵，也不离其右。此后，温州人用执著的创业精神，不断深化“温州模式”的内涵，使“温州模式”更加切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温州模式”也在不断变换中走向成熟。从经济层面上看，它逐步实现资本跨越区域的合理流动、家族企业脱胎换骨向现代化过渡、企业发展面向世界走国际化路子、经济发展由企业自律走向行业自律等等，这些内在的变化，将“温州模式”变成了温州经济的驱动力。

　　在谈到“温州模式”的今后发展时，周瑞金说，目前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也导致了人们对“温州模式”的未来持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今后的温州，我个人认为，应该坚持原有的温州人创造‘温州模式’的精神，利用温州人的群体优势，找到温州最大的优势所在。不要一味贪大求功，在协调发展上下功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温州模式’具有更强劲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