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本人随温州某企业代表团赴广东、福建考察，所见所闻，深有感触，于是，写下札记两篇。算是将温州制造与广东制造进行的一次粗浅的比较吧。

　　当前在社会各界谈论最多的就是发生在美国因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有人甚至用“风暴”、“海啸”等词汇来形容危机的厉害程度，专家的谈论、媒介的渲染，在人群中造成一定的恐慌心理。实际上，身在企业界的人都感受到，这场危机的确对中国的经济有影响，但是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万通董事长、著名的企业家冯仑风趣地比喻说，这场危机对美国来说是已婚妇女“月经”，而对中国来说是少女的“初潮”，月经是妇女健康的标志，美国的国民尽管生活受到影响，但是在危机中还是流露出一份从容与淡定，而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显得经验不足，甚至有些恐慌。

　　上至国家，下至地方，中央政策多变，如出台四万亿元“救市”，拉动内需，实际上民营企业分到的份额极少；几年前高调出台《新劳动法》，危机一来，有的企业将《新劳动法》放在一边，政府也默认。此外对民营企业的出口退税政策也一日多变，令人目不暇接，猜不透政策背后隐藏的玄机。

　　而对民营企业来说，特别是从事外贸加工的企业，订单减少是必然的，在这场“妖魔化”金融危机现象背后，有的企业家干脆将自身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全部推到金融危机上，似乎凡是企业经营不佳，市场前景不妙等都是金融危机造成的“恶果”。实际上，这是极端错误的认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危机”背后还隐藏着“危机”，而这个背后的危机就是我们的产业自身存在的弊端。

　　以温州的民营企业为例，大部分都是制造业，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缺乏技术含量的轻工产品，依托灵活的机制优势，价格优势，以及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温州生产的产品基本上畅销国内外，电器、打火机、服装等等在国内外的市场份额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温州产品的畅销使许多温州企业家自我感觉企业产能可以维持，产生了自大的心理，而忽视了对自身企业存在 的问题，没有意识到产品的转型升级。其实这几年产业的危机已经初露端倪，比如欧盟一些国家对温州的打火机反倾销；温州的服装、皮鞋等也在国外遭遇反倾销，虽然温州在反倾销的官司中胜诉，可是对自己从事的行业还没有进入深入的反思。

　　在金融危机下，温州一些外贸企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外，而大部分企业还可以维持日常经营，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市场还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而广东一些外贸型的企业损失就大了，一个很显著的现象是，最近许多来自广东东莞的胶印机长纷纷给温州企业寄来简历，在笔者与他们交谈中得知，东莞的印刷企业产品主要是外贸为主，所以受金融危机影响尤其严重，不少印刷企业订单下降，机器开工不足，印刷遭遇经营困难，许多印刷人才只好离职，纷纷到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谋取发展。在广东笔者也顺便走访了不少企业，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尽管这些企业面临着不少危机，但是主要局限于市场的订单下降，这些港资、外资企业在内部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上远远高于温州的企业，其企业管理程序化、标准化也远胜于温州企业的经验式管理。一旦金融危机过去，随着国外市场复苏，这些企业依旧可以枯木重生。

　　这次广东之行，让我看到温州企业在技术创新的能力上、在设计水平上、在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上，与广东的企业相比还是显得落后。因此，我可以这样下结论，这次温州制造型的企业是幸运的，但是如果不去正视企业管理存在的弊端，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如果依旧没有技术含量支撑，不思上进；如果还是幻想依靠国内政策保护来度过未来的危机。那么以后更大危机来临时，就不知道是谁笑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