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制度，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在文化中存在与发展的。不论交换规则，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只有经文化的规定，才能为经济中的人所认可和接受。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氛围中，人们进行交往和市场博弈，从而形成秩序中的规则，或反过来说在规则调节下的秩序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或社群中制度的实体。
一、温州文化的渊源
费孝通先生说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棉、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家，养家立业。这些飘泊异地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从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既是传统农业生产大为发展的地区，又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这种区域性的商业特征，跟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所以，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优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条件，凭借发达的海上运输。北宋时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繁荣、海上交通、贸易发达的城市，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北宋末年，温州造船的岁额达六百艘，与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同居全国首位。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但基本上，温州古城是个传统化、乡村化的城市。自宋代始，江南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不愿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温州人口也急剧增加。传统农业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所形成的惯例、习俗对温州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给温州模式家族制特色的形成设下了伏笔。
大海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孕育了独特的温州模式。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温州人隐藏着的闯荡冲动不曾熄灭过，而在温州农村，尤其是东部平原沿江沿海地带，在制度的灰色区域内，积淀已久的小商品意识，经商冲动，以及农村中孕含着的市场因素一下子焕发出来。温州小商品从一开始就绕开当时计划经济严格的产品范围，以市场为起点和归宿，市场和商品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温州模式不是产生于城市中心，而是在温州广大农村城镇产生的。
二、温州文化的双重特性与温州模式
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温州模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一种典范，从而具有先进性与突破性。温州文化的开放性体现在：
1、敢于冒险与闯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随着1876年温州被辟为商埠，对外经济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创新的“温州精神”。在温州20多年的变迁中，许多重大变革就是通过“犯规”行为“吃了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约束，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在这种冒险与闯荡意识的支撑下，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多项第一，另外，160万温州人在全国闯市场国内更是绝无仅有。
2、市场意识强，善于捕捉市场机会。改革开放之初，个私经济被允许在一定程度发展，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温州人就跑到中国的角角落落，钉皮鞋、裁衣服、理发、开饭店、卖小商品等，形成了千家万户搞经济、跑市场的局面。在短缺经济时代，温州的产品被市场广泛接受，在全国市场中占据着很大份额。
3、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温州民营企业在生产规模、产品品牌、产业技术含量等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市场营销网络方面却明显胜出。特别在运用虚拟经营上，温州企业在国内遥遥领先。
开放性和融汇性，是现代文化必须具备的两个显著标志。而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又成为了影响温州企业制度安排的主要决定因素。
1、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缺失。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某种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与追求高效率的市场精神是不能相容的。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的传统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轻视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情况在温州比之于国内其它地方尤甚。
2、温州文化中具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与封建文化传统。在温州的农村，随处可以见到大小、建筑各异的“祠堂”，里面则供放着记载了整个家族繁衍和发展历史的“宗谱”。宗族的势力，在温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企业的各级组织中。
3、家庭经济模式强化了对于家庭人口数量，特别是男性人口数量的追求，它在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刺激了家庭对于劳动力数量即人口数量的追求。
4、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还表现在语言环境、人际交往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排外倾向，因此，拉帮结派现象普遍，并在当地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圈”，如北京的“温州村”和法国巴黎的“温州街”就是这样的实例。
三、温州文化的变迁与温州模式的进化
家族制企业的“强网络”性与特殊主义的人际交易模式，是促进温州家族制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它又将是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障碍。近年来，温州家族文化呈现发展变化趋势。王晓毅、朱成堡在温州苍南县的调查表明，当代中国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的变化大约有两种方向，第一，家族的团体感降低，随着血缘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家庭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第二，家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增加，社会互动频繁。当代的家族制度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样。
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对家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即由家族文化传统发展为泛家族文化。泛家族文化对温州模式的改良有以下方面：
1、泛家族主义影响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
一些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公司业主严格限制家庭和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而是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用人，使这些公司不仅在股权结构上、而且在治理结构上都逐渐打破了家族的垄断，但家族仍然相对或绝对地控股。
2、中间经济组织的兴起成为温州经济新的亮点
泛家族文化对温州经济改良的典型表现是近年来中间经济组织在温州的普遍发展，其带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其发展形式有：第一，“部分分化”、“外包加工”等虚拟生产方式；第二，特许连锁、代理销售、网络营销等经营形式的虚拟销售方式；第三，组建战略联盟，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温州民营财团类似于股权式战略联盟，即由联盟成员作为股东共同创立的，拥有独立的资产、人事和管理权限的联盟组织，它一般不包括联盟企业的核心业务。
四、温州文化对温州企业制度进一步变革的约束
在温州企业从家族迈向现代化过程中，脱胎于家族文化的泛家族文化成为主要路径依赖因素，对温州企业制度变迁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
泛家族主义与市场需要是可以耦合的。但泛家族主义造成温州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障碍也是客观存在。“社会契约精神”的缺乏，使得温州家族企业很难像欧美家族企业那样自然地演进到现代经理式企业，除了制度的突破与外在条件的完善外，必须进行文化的重构。文化重构的实质是抛弃传统家族伦理观念，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业缘、事缘理念；破除泛家族文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制定统一的奖惩措施。做到真正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正式组织模式代替非正式组织模式，从而建立以正式契约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