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和1985年这两年，费孝通先生的调研重点在江苏。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费先生提出的“苏南模式”直接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框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听说浙江温州的农民办起了家庭工厂，办起了纽扣市场等等的小商品市场，办得很红火。但也引起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说是“资本主义泛滥”；因而办的人提心吊胆，持观望态度的决策者们举棋不定。费先生也听说了，大感兴趣，在1986年1月6日给我（即朱通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政研室主任———编者注）的一封信里说：“我打算在春节后，全国政协开会前(当时费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去温州看一看乡镇工业的温州模式，将以全国政协视察组名义去，人数不多，大约四五人。涵先(指经济学家罗涵先先生———编者注)有意约你同行。我们定了日期预先告诉你，温州模式就是以个体户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小型企业，问题和苏南模式不同。观察一下对苏北乡镇工业的发展有借鉴之用。”

　　我们一行的温州调查，是从2月27日到3月6日，走了浙南4个县5个镇，历时9天，行程1500公里。早春二月，山里的农村集镇，仍然结冻挂冰。这里同苏南接待贵宾的条件显然不同：没有高档接待室，当然也没有暖气设备，一切听其自然。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我虽然穿着呢大衣，可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挂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可是，那年已经76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安之若素，把一件短皮大衣的领子竖起，双手拢进袖管，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做着记录。

　　从经济气候来说，“计划经济”的笼子还在管着各个方面，“苏南模式”的乡办工业、村办工业还不时遇到种种实际阻挠。温州地区出现的“家庭工业”似乎更容易听到非议。我们在杭州听介绍时，省里有关权威部门是以客观的姿态作客观的介绍，并说明现在“对温州的现象是有很大的不同看法的”。说实话，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调查的九天时间里，我一直同费先生在一起，同样的听介绍、开座谈会、看小商品市场、看小城镇，朝夕相处，交换看法，还有一二首诗唱和。

　　我们在温州所看到和听到的，一言以蔽之：新！新事物多多！新问题多多！

　　我们看到，温州地区在生产领域发展了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了专业市场。家庭工业容纳了千千万万的劳动力，解决了“人多地少”这个政府不可能解决的难题。专业市场开辟了小商品的出路，搞活了商品流通，解决了计划经济难以解决的难题。后来费先生写了一篇《小商品、大市场》的大文章，在《望》杂志连续刊出，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在温州看到的新问题很多，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它引起政府重视，促进政策上的调整；它引起专家注意，要探究其存在的必然性和趋势。

　　从劳务方面来说，我们看到了雇工大户。当时这些雇主大多心神不安。有的勇敢者直接来住地找费先生请教，问“政策会不会变？将来会不会来整我们？”

　　从个人收入分配方面来看，温州已经出现的情况是：个人收入，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城市不如农村，城里人不如乡下人。

　　在温州地区我们看到，农业相对更加落后，尤其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诸如税收、金融、财政、劳务管理、收入分配、运输政策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既相当之多又相当之深刻。研究这些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既是温州发展经济的自身需要，也是国家完善政策、改革开放的大局需要。

　　费孝通先生看温州，用的是比较的方法，寻求农民贫困的不同条件和农民脱贫的不同形式。他用苏南农民和浙南农民相比较，他说：“同样人多地少，也同样由贫变富，为什么人们对苏南肯定的较多，而对温州的看法却有较大分歧呢？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去探求它们的不同之处。”

　　通过实地调查，费先生对“温州模式”作了充分肯定。他说：“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或群众创造的其他模式，评价它们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古来所无的。唯其如此，方显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色；唯其如此，才需要我们对伴随这些新事物一同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