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就像擂台赛上两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改革发展到今天，温州模式终于从“异端”变为人们争相推崇的“圭臬”，而苏南模式却似乎从“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变为避之不及的“糟粕”。
如何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两种模式呢？它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何启示？
两种模式：形如打擂，实为接力
“我认为对两种模式不能孤立地、静止地或抓住某一个时期进行横向比较，而应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去审视。”江苏省乡镇企业局原局长邹国忠说。邹国忠今年66岁，曾担任过7年多的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亲自参与乃至领导了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改革，可以说是“乡镇企业王国”浮沉、兴衰最有力的见证人之一。
邹国忠说，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的大气候是两个“一统天下”：一是所有制形式上公有制一统天下，二是经济运行上计划经济一统天下。这两条搞了近30年，结果是连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好。为了解决群众的生计和收入问题，一方面必须从粮食以外寻找出路，搞非农经营，而要解决原料等问题又必须从市场上找出路；另一方面要搞非农经济，又不能突破“公有制”原则。精明的苏南人就灵活运用公有制在农村的主流形式即社区集体所有制，名正言顺地搞社队工业。所谓灵活运用是指很多社队企业实际上是“公私协同”的，有的完全是个体私营，只是戴了一顶集体的“红帽子”。
这样，虽然还存在种种障碍和困难，社队工业仍在夹缝中曲折地发展起来。可以说，在原体制不变和后来有所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市场经济的先导是苏南模式，使乡镇企业逐步发展、迅速壮大的是苏南模式。纷至沓来的参观学习大军印证了苏南模式的辉煌：据统计，1976年仅邹国忠所在的无锡县就接待了18万人次的“取经者”。
历史发展到今天，经济体制的“主辅论”（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已演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论”也已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了。历史条件变了，原苏南模式的许多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这就需要新的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于是走红大江南北。温州模式的核心是发展私营经济，而私营经济具有产权明晰、风险自担、机制灵活等特点，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非要打一个形象比喻的话，邹国忠更倾向于认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不是非输即赢的攻擂双方，而是有时间顺序和承接关系的“接力”：苏南模式是先行者，温州模式后来居上，但温州模式更接近、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谁是“好孩子”，谁是“坏小子”？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苏南一直扮演着“党的好孩子”的角色，得到过无数神圣的光环与关爱，有领导和文章甚至称苏南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表着社会主义农村前进的方向”。与苏南模式迥然不同的是，温州模式经历了较多的坎坷和磨难，它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看来都是“违法”的，扮演着一个“坏小子”的角色。
“其实，不仅温州模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模式及许多改革都经历了从地下到地上，从不允许到鼓励的艰难历程。”邹国忠说。
邹国忠是无锡县（现无锡市）人，在家乡工作过10多年，认为自己对苏南模式“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无锡县是公认的“苏南模式”的主要发祥地。
无锡县所在的太湖地区是当时全国主要的粮仓之一，每年要调出几十亿斤粮食，上面当然希望调出得越多越好。在指令性计划的压力之下，不少地方不惜工本搞“双三制”（即双季稻加一季小麦），搞“拉线插秧”，结果搞成高产穷队，年终分配每工只有一两角甚至几分钱。穷则思变。无锡县人开始寻找农业以外的出路，即发展社队工业。当时的大背景是以粮为纲，要想创造发展社队工业的宽松环境，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邹国忠记得当时县委把握工作全局的关键问题是，每年必须确保粮食有所增产，而要确保增产，“必要”时难免违心地搞一点“水分”，多报一点“饲料粮”，因为猪受了委屈也不会揭发。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粮食一减产，对搞社队工业十分不利。那时不仅是“以粮为纲”，不准搞个体私营经济，如果粮食减产，你搞社队工业也会被批成搞“集体的资本主义”！当时的说法叫“粮食减产，工业犯罪”。
邹国忠说：“社队工业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产生、生存和艰难发展起来的，苏南模式就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由农民创造的，在这一点上，苏南与温州十分相像，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坏小子'，但随着思想的解放、改革的深入，它们又都成了'好孩子'。”
超越模式之争 共赴创新大考
苏南模式的核心内涵，毫无疑问是以集体所有制形式来发展非农经济，尤其是发展农村工业。时至今日，多数社队（乡村）企业已改为个体私营或混合经济，真让人有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
江苏省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所长包宗顺认为，苏南模式是我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苏南农民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后来历史条件变了，苏南模式的种种弊端，苏南人自己最清楚，如产权模糊、政企不分导致“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等，基层和企业动了很多改革的脑筋，包括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包三改”、90年代的“资产滚动承包”等等。但由于这些改革没有触及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核心问题，到1995年至1996年，苏南乡镇企业效益跌到谷底。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伴随思想观念的大解放，苏南各地乡村企业改制全面完成，经济效益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今天，随着城乡经济的日益融合，加之相当规模的外资介入，企业城乡“身份”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乡镇企业”这个称谓，最终也会像过去的社队企业一样淡出人们的视野。
“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实行产权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给群众一些财产，一些资源，一些手段，使他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所有制和产权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差别经济。” 邹国忠说，“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主要差别，就是这些财产、资源和手段，苏南主要在政府和集体手里，而温州主要在老百姓手里。”
改革是永恒的主题。苏南模式在与时俱进，温州模式也在不断超越自我。在“世界变平”的今天，经济发展已进入信息化和全球化。要在全球经济版图中谋得发展空间，政府、企业都必须下大力气抓好两个创新，即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未来很可能是殊途同归。（记者 包永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