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是一艘在惊涛骇浪中沉浮的小船。

　　温州地方不大，但名气不小，早已在全国出名。过去是“乱”得出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活”出名，市场活、经济活，发展得很快。1985年5月，《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刊登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

　　但是，在省内外，对温州这种发展模式褒贬不一，而持怀疑和否定的居多。争议最大的是关于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当时是政治禁区，争议最大且难以突破，要不要让它存在？存在了到底行不行？中央一直没有定论。”时任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宋文光，现已75岁高龄，然讲起往事，仍清晰如昨。

　　那时的温州，又一次处于“道路、方向”、“姓资、姓社”争论的关键时刻。从1985年8月到1986年4月，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芳、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同志相继来温州考察调研，对温州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肯定与赞赏，鼓励温州“大胆去干”。

　　紧接着，1986年5月，中央领导明确提出要在温州搞试验。 “试验什么呢？就是试验私人经济，看它的存在到底有哪些积极作用，哪些消极作用。”宋文光说。

　　在宋文光编著的《温州改革试验10年》一书中，清楚地记载了试验区诞生的直接背景。1986年，中央领导谈到实行我国农村第二大战略部署的问题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靠两条，第一靠地方资金，即乡镇企业；第二，发挥个体和私人经营者的才能和资金积累。对这个问题，中央领导认为可以“一面实践、一面讨论”，并建议在温州先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