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组织的农协，有助于整合体制内的涉农资源，显示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从零碎转向集中，但如何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仍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07年4月7日，在市供销总社会议室召开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浙江省瑞安市副市长陈林说：“我们在做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开创农民组织化上的又一个温州模式。”
这一天，距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成立刚刚12天。12天前，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陈林当选为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第一任会长。
央行主办的《金融时报》载文称瑞安市农村合作协会，“这是全国首家具有金融功能的综合性农村合作协会。”
而消息说，全国人大已在酝酿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
拥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背景的陈林今年31岁，曾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审核委员会委员，被浙江省委组织部选派到瑞安挂职刚满一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相当自信，“我现在和你谈的就是当今中国最为前沿的话题。”
这位副市长在瑞安市分管金融、科技、流通和国有资产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等。说到农村合作协会的缘起，他说，“我一直在思考关于农民怎么组织起来的问题，但是一直找不到出路，在瑞安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结合实际，我才突然醒悟。”
2005年4月12日，就在陈林被正式任命为瑞安市副市长不久，作为浙江省首批改革试点单位，瑞安农村合作银行正式对外挂牌开业。
陈林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由农村信用社脱胎而来的农村合作银行，“改来改去，合作银行的合作制因素名存实亡。”
这家银行到2005年总资产已达60多个亿，在由信用社改为农村合作银行后，总股金2亿多。但是，据瑞安市农村合作银行董办主任朱义勇介绍，这些股金中的149万，名义上竟然为11万农户所有，绝大多数农户所拥有的股金也就三四块钱。甚至在经过归并之后，仍然有3123个“集体户”。“股权结构高度分散，无法充分发挥股份制的优势；股东数量过于庞大，也无法充分发挥合作制的优势。”
主管金融的陈林为这些分散而实际上也无法理清的股金开出的药方是托管。
2005年6月16日，在有陈林参加的瑞安农村合作银行第一届股东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支持筹备成立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的决议》。
按照决议，瑞安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东统一加入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小额股权由瑞安农村合作协会集中托管，并授权协会得以自己名义持有、运用和处分。朱义勇对记者说，“这种方式，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另一面便于托管资金的增值。”
同时，在资金托管之时，原本由银行自身所操作的“信用村”“信用农户”评价开始转移给第三方——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来做。当时确立的是，瑞安市农村合作协会将在瑞安所属的北龙、北麂两个欠发达乡镇开展小额信贷和互助联保试点工作。
金融，只是陈林选择的一个切入点。而农村合作协会的规划蓝图，陈林说，“那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考虑。”
瑞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留少良则有着另一种忧虑，“我们原来的社员股金，在合作社解体时都退还了，现在想进一步发展都没有力量。” 供销合作社居然没有了会员。
现在，瑞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拥有26家企业，机构和经营网点达100多个，是瑞安市惟一一个在农村拥有相对完整网络的组织。不过，留少良向记者表示，“随着人民公社的逐步解体，我们在基层的腿实际上被砍断了。”供销合作社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日渐萎缩，直接动摇着供销社存在的合法性。
同时，在瑞安，有各种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59个，村经济合作社更是不可胜数。这种状况，使得一个“三位一体”的农村合作协会雏形在陈林脑中出现。陈林向记者解释说，“三位一体”是指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乃至整个农村金融、流通和技术推广体系结为一体。
2005年8月10日，呼之欲出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得到业务主管单位瑞安市农业局的同意批复。2005年9月29日，瑞安市民政局作为登记主管机关批复准予筹备成立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登记为社团法人。这一计划，甚至在陈林的鼓动与直接组织下，列入了2006年瑞安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
3月25日，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来贺电。
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经确认加入农村合作协会的，有瑞安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农村合作银行）、瑞安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瑞安手工业合作联社（二轻联社）、瑞安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瑞安农机作业联社（筹）、瑞安农产品经纪人协会、瑞安农村科技特派员协会（筹）和瑞安农协马屿合作联社（筹），这些协会被称为核心会员。有梅屿蔬菜合作社、瑞安市荆谷白银豆合作社在内的近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这些被称为协会的第一批基本会员。而数千农户则成为协会的第一批附属会员。瑞安境内农户均可自动取得会员资格。不同级别的会员在协会中拥有不同的权力。
协会的章程由陈林亲拟，历经１８稿而成。开宗明义，协会的会训被定为：“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条块交融统筹城乡。”并深刻地打上了陈的烙印：“仿行三权分立的制度，确保协会运作的民主性和制衡性。”陈林向记者解释说，“三位一体”实际上是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构想，是指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乃至整个农村金融、流通和技术推广体系结为一体。条块交融则是陈林的进一步发挥，是指专业性合作与社区性合作相互交融。
协会一成立，陈林便制定了发展策略，连着注册了“瑞农协”“温瑞农”“神农瑞合”三个集体商标，并且要把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纳入到协会的工作中来，还设立瑞安农村合作协会信用部、保险部、流通部、信息部、科技部、维权部等附属机构或职能部门。
“部门分割、城乡分割、条块分割，这三个分割使得有可能解决三农问题的政府资源被分割成各个‘山头’，有限的资源就在这些山头的互相争夺中消耗掉了。” 陈林说，“我们的策略不是另起炉灶，或者推倒重来，而是调动现有供销联社、合作银行的积极性，引入农业局、科技局的支持，又把基层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等结合进来，有效整合了体制内外、多方面的资源。”
农村合作协会一成立，便深深地打上了政府体制的烙印。总理事会、总监事会、执行委员会，组织机构与会员机构一样庞大。陈林承认，种种机构设置与人事安排，充分考虑了各种关系的协调，以便让协会更好的整合资源，发挥效力。为此，留少良成为了总理事，叶秀楠成了常务副会长，而农林局副局长姜林华成了秘书长，作为副市长的陈林则成了会长。而至于高级顾问、名誉会长、副会长、理事、监事等等，凡是与协会今后发展直接相关的部门与机构负责人，在新成立的农村合作协会里面都占有了一席之地。
这也注定，协调政府各部门以及各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农协能否运转顺畅的重要条件。
在协会这个共同的平台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利益与角色的冲突。
不过，创建者相信，在农协的平台上，合作是主旋律。农协常务理事、科技局副局长方杰向记者表示，平时参加政府的各种协调会，总免不了会本位主义，而在农协这个平台上，则能够做到齐心协力。
这种合作也是有激励机制的。对政府各参与单位和部门，陈林明确表示，“一个协会，各自表述。”每个单位与部门在农村的点和所拥有的资源，在协会的平台上都可以共享，每个职能部门只需要去给这些点添加上自己的功能，就可以分享整个点的成绩。
市农林局官员苏立胜比喻说，单个部门和单位在农村的试点犹如在房间内用玻璃瓶培养绿色植物，而多部门和单位的协作，则是在大地上植树造林搞绿化。
由留少良负责的瑞安市供销合作总社，是中华供销总社在全国的一个试点单位。经由中华供销总社的牵线，国家开发银行希望通过供销线，在瑞安进行农村金融活动。这引起了叶秀楠的警觉，因为开发银行在瑞安的金融活动将会直接冲击瑞安市农村合作银行。双方为此一直颇有想法。
但是，协会成立后，在常务理事会上，因为为供销社发展寻找出路而一直十分积极的理事长留少良主动提出，假如开发银行的资金能够引进的话，希望放到农村合作银行来放贷。这种互利互惠的办法一下子使双方走在了一起。
但是有些利益并不好协调。原因如陈林说，“信用社、供销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各行其道，各种农经、农贸、农资、农机、农技机构也各有隶属，而政府涉农部门，又都在各自为政。”
虽然寄希望这种矛盾终究可以通过协商来逐步解决，陈林仍然表示，“这还需要更高层次的综合协调。”
农协的“温州模式”
至2005年，在瑞安农协成立之前，瑞安市仅农民专业合作社即已有59家，入社社员达2277户。
瑞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里最著名的是离瑞安市30里开外的梅屿蔬菜合作社。如今，这个合作社已经由黄则强个人对番茄两三亩的试种，发展成为拥有社员452名、涉及7个乡镇39个行政村的合作社。辐射大棚番茄基地6000亩，带动农户4000户，生产总值达4500万元。在那独立的办公大楼里，刚从田地里赶回来的合作社主任黄则强对记者说，农村合作协会“那是一件好事，陈市长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们一直希望推动更高层次的合作，也已经早就在合作，就是有的地方政府对合作还认识不清。”这里的合作社已经实现蔬菜产销服务一条龙。甚至合作社也统一给社员贷款。
不过，类似于梅屿蔬菜合作社的并不多。农林局负责产业管理的苏立胜说，有些合作社存在主要目的是为了从科技、农业、扶贫、农办等部门弄一些钱，或为了免税、方便弄一块地等；有许多合作社运行机制不健全、不规范；农民对合作制有误解，以为又是搞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有疑虑又不屑一顾；真正理解合作社并热心合作社事业的带头人不多；合作社内人才缺乏；其他还有资金问题、用地问题、税收问题等等。
更多的农村经济合作社，则普遍因为依附于村委会而处于瘫痪状态。
这一点，和全国的情况正相似。
事实上，在中国民间已经产生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农民组织，如安徽阜阳三合镇杨云标组织的“农民维权协会”；江苏沐阳官墩乡高战组织的“农村发展协会”，重庆綦江县石角镇刘万伦组织的丰岩综合经济合作社、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郑冰组织的蒲州镇农民协会。
甚至早在1995年，中国社科院于建嵘研究员已记录到，因农民负担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在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就产生了一些以“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而且他们建立了“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各种名称的农民自发组织。
对合作社深有研究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邱建生对记者表示，现有众多的自发组织，要么无法获得合法地位，要么注定在成立后因为缺乏各种资源而只能在统购统销、文艺活动等方面发挥有限的作用。
而瑞安农协，苏立胜表示，其特点在于这是政府主导的主动创新。“农协以各类合作组织为基本会员、又以农户为联系会员，以‘条’为经、以‘块’为纬交叉融合，这些都是为将来的转变和发展埋下伏笔。”同时，农协能够协调各方利益、整合各种资源，使农协从协会转变为“协同组织”，起到调动全局的“抓手”作用。
农村合作协会成立的意义，苏立胜说，除了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还标志解决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从零碎转向集中。更大的意义，苏立胜说，“政府部门的职能正可借机转型。”
陈林曾再三表示，自己将逐步退出农协，并将设计一套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在政府力量逐渐退出的情况下，真正的农民力量能够进入。“有效的组织实际上能够充分地化解社会矛盾，这样政府才能够真正理清角色，实现公共政府的目标。”
但是，协会得以建立和运转，从始至终无不与他的副市长职务密切相关。
而协会秘书长、农林局副局长姜林华面对记者“陈林副市长走后是否还能继续”的提问时说，“确实有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