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星准备这件事已经有5年了。他打算与一位美国前总统签约。34岁的彭星是温州服装鞋业生产商法派集团的董事长。他开出200万美元的报酬，试图说服克林顿穿着法派西服。尽管克林顿的发言人否认了此事，但彭星坚持说，克林顿曾与其共进了午餐，聆听了他的计划，并获赠了一套西服。克林顿回绝后，彭星把报价提高到了2000万美元。据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也获赠了一套法派西服。

　　法派原来只是一家小工厂，如今却已成为一家庞大的企业。彭星在温州机场附近建造了公司的新厂房。

　　明年计划在新厂生产100万套价格在200至800欧元之间的西服，以及200万件休闲西服。

　　温州只是中国东部沿海单一化生产的一个常见例子。大塘是袜城（每年举办袜节），嵊州是领带城，潮州是晚装和婚纱城，萧山是羽绒城，常熟是休闲服装生产地，深圳和上海则是内衣生产基地……由计划经济产生的地区工业单一化如今产生了这样的效应：批发商可以从一家供应商处一次获得譬如5万件内衣或者8万件童装。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这对中国供应商来说是在全球竞争中的一个重大优势。

　　温州人很早就学会了办中小企业和做生意。如今，有160万温州人作为其家族企业的代表分布在全中国。自1978年北京放松管制、允许私有经济以来，温州人充分利用了时代给予他们的机会，数万家家庭作坊式的工厂投入生产短缺产品，如钮扣、拉链以及电灯开关、鞋、服装。他们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也开拓了国外市场。拥有750万人口的温州成为了私有企业的同义词。

　　“中国鞋都”放眼世界

　　位于浙江省的温州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典范。它自称为“中国鞋都”。这里每年生产15亿双鞋，从事鞋业

　　温州城内的鞋店大多有着英文名字，像是“Hotwind”（热风）或是“Greentouch”（绿缘）。而“No　Name”卖的是法国品牌鞋，“美国公牛巨人”销售的是户外用鞋，意大利鞋则在“巴尔巴拉”可以找到，“成龙”连锁鞋店属于香港功夫电影明星成龙。那里卖的西班牙进口皮鞋价值350欧元，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的年收入。而在奥康鞋业的分部，价格就要低些。

　　中国制鞋业总共雇用了200多万人。该行业增长迅速而且势头强劲。去年约2万家企业生产了70亿双鞋，其世界市场份额超过60％。根据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出口鞋的总价值达138亿美元，总计达53亿双————这大致相当于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每个人一双。

　　在温州的一个工厂大院内，一辆产自沈阳中德合资汽车厂的宝马车闪耀着白色光芒。36岁的曹明宣（音）为他的新车支付了大约4．8万欧元。他认为，这辆在中国生产的豪华车与他自己的企业很相称。他的公司接受外国企业订单，为西欧的大型平价商店生产鞋。他介绍说：“我们生产的鞋都出口了。我们的产品从不积压在仓库。”

　　在曹明宣的工厂里，一周7天都在热火朝天地工作。墙上的宣传标语号召工人提高质量。这里每天可以生产7000双鞋。大部分工人每月正常班的工资约合100欧元，加班费和超额收入可能达到200欧元。2004年新泰鞋业销售额达1000万美元，今年计划要再提高30％。曹明宣还在内陆的河北省建了一个分厂。“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太贵了。加上内陆，我就可以两条腿走路了。”

　　“温州模式”出路何在

　　对曹明宣这样的企业家，欧盟不无担忧。自从2005年1月1日对中国取消服装出口配额以来，美国和欧洲就在紧张地关注着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是否在摧毁它们的市场。它们向北京施加了压力，敦促其进行自行监控。为此，中国商务部设立了监控出口的委员会，预防“突然的供应过剩”以及毁灭性的竞争。

　　自2月初起，欧盟对中国皮鞋供应商实行预先进口许可监控。中国商务部答应像纺织品一样将对鞋类出口进行自行监控。但欧洲人的担心依旧。去年9月，激动的人群在西班牙鞋都埃尔切点燃了一个中国鞋商的仓库。在制鞋业一度十分强盛的捷克，去年制鞋商联合会状告布拉格政府，要求其对鞋的进口采取措施。捷克2003年进口的4400万双鞋中有3200万双来自中国。

　　如今，整个世界的制鞋业都在中国进行生产。温州委托生产商康奈公司说：“我们只剩下劳动工资的优势了。”该公司为劳埃德（Lloyd）、拔佳（Bata）和皮尔·卡丹进行生产。康奈以40美元的价格把优质皮鞋卖给委托商，而在美国的销售价格是其6倍。

　　中国单一化经营的企业家们否认他们靠的是倾销价格或者补贴。中国利用的唯一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但劳动力早已不是到处都低廉了。目前沿海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要求更多的工资。上个月温州制鞋业就缺少了20％的劳动力。中国制鞋业试图以“更高的素质、更好的质量和自行设计”作为出路，中国的纺织业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类似的道路。

　　但这也意味着“5年内温州2／3的鞋厂将不复存在”，陈西强（音）认为。他负责在温州市的新会展中心组织国际鞋展。他说，温州的廉价产品将逐渐转移到内地，但高品质的生产商将存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