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盛名难副

　　承蒙《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董希望君对我的厚爱，他的一片约稿真情使我推脱不了，故勉为其难地提交这篇小作来参与当前这场有关温州经济发展和温州模式演化的“大讨论”。下文主要讨论并不十分联贯的三个问题：怎样看待当前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否真的“温州经济衰落”了？温州改革发展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什么？怎样看待温州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变化中的温州模式带给我们哪些新启示？一孔之见，谈得是否在理，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断言“温州经济衰落”缺乏根据

　　近年来外界对温州的争议和“忧虑”，主要是从其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浙江省内其他一些地区引起的。报刊上有关“温州的衰退已成为继‘苏南模式’的终结之后区域民营经济研究热点”，“温州经济怯步”，“温州经济衰落”乃至“温州模式正日暮途穷”等各种评论不一而足。

　　那么，我们的讨论也从分析温州经济增长状况开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8年的20年中，温州的GDP增长速度在浙江省内11个地市的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但自1998年以来温州经济增速开始相对慢于浙江其它一些地区，2002年排名掉到了全省第七； 2003年上半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倒数第二，随后的七、八俩月排名全省倒数第一。于是，外界就有 “温州的排名每况愈下”的说法。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当前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状况呢？假设温州市和浙江省其他地区的经济统计数字都是真实可靠和可比的，我认为，温州经济目前的走势基本面是正常、健康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温州经济仍在高速增长，而且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速。2003年，温州GDP达到1220亿元，增长14.8%，是199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财政收入完成151.8亿元，增长20.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35元，增长9.9%，居全省第一；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45元，增长8.8%，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因此，我同意温州市长刘奇的看法：“温州经济发展的绝对速度仍是高速的，并没有像外面说的那么差”[1]。至少，我们无法从这些数据中得出“温州经济怯步”或“温州经济衰落”的结论的。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如中国快，难道我们就能说美国经济衰落了？

　　第二，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保持领先水平，有快有慢不足为怪。浙江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省份，而温州经济增长在过去20年左右时间里一直保持着“领跑”速度，“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现在让其他地区“领跑”一下，在增长速度上超过温州是可以理解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对温州经济发展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去刻意追求高增长，而是增长质量、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等。

　　第三，经济增长速度由一系列因素共同决定，温州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趋缓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就浙江省不同地区的比较而论，温州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原来经济基础等都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的是率先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壮大。但是，当我国经济体制和改革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之后，各地都在鼓励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温州在体制上的先发优势也就逐渐弱化了。如果我们稍具体点比较分析浙江省11个地级市在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在今后一个时期，在长三角经济迅猛崛起的背景下、地处杭州湾两岸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六市的区位条件和吸引外资的潜力将远优于温州，浙中的金华市有义乌市场的强劲带动，与温州相邻的台州市在产业结构和引进外资等方面也好于温州，因此杭州湾两岸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可能都会快于温州；而衢州市、丽水市一方面由于GDP基数小，另一方面由于要素价格低而引来产业转移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等“后发优势”，其发展速度也有可能也不会慢于温州。由此看来，在浙江省内GDP增速的区际竞争中，温州经济近年来出现的相对放缓或许还只是一个先兆，即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温州经济的增速可能会居于浙江省后列的位置。

　　第四，评价温州经济增长状况还要考虑“温州人经济”(相当于GNP)与“温州经济”(相当于GDP)总量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由于土地、电力等供给紧张和投资环境比较差，温州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近年来都在上升，出现了企业大批外迁、资本大量外流。现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人达160万，只要每人带出10万元钱，则温州输出的资本总额就达1600亿元之巨。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发展，但近期还不至于会严重到导致温州发生所谓的“产业空洞化”问题。而对温州资本的输入地(尤其是我国那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来说，这是温州做出的新的重要贡献。“160万温州人外出经商，每年至少创造560亿元的产值。据统计，近两年来每年年底扣除银行正常往来账目，在外温州人平均每天从外地汇回的资金都超过10亿元。”[1]由此可见，“温州人经济”增长速度是要远快于“温州经济”的。这也是造成“温州人经济”与“温州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拉大、温州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基本看法是：目前温州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快速势头，主流是正常、健康的，得出“温州经济怯步”、“温州经济衰落”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和长三角成为外来投资的集中地，温州经济发展的原有比较优势和浙江省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都在发生新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温州经济增速很有可能会慢于浙江其他一些地区。但我们不能以短期的GDP增速论英雄，对温州来说，重要的是要继续深化制度创新，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像我国其他地区一样，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温州在发展中也有自身的种种问题。在我看来，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要数温州在近10年来的改革停滞不前，在大的制度创新方面陷于式微。或许，温州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慢对温州深化改革和继续推动制度创新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向温州当地政府提出了值得重视的信号，使当地领导层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压力，而不得不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去深入思考温州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积极主动地深化改革，努力去创造温州发展的新优势。毕竟制度创新是温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作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先行者和民营经济率先发达的区域典型，温州的主要优势集中在温州人和经济体制创新这样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温州人优势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和资源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体制优势主要表现为依靠率先推进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赢得的“先发优势”。但是，随着大量的温州人到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温州人优势的一部分已经不再是温州当地经济发展的优势了；特别是由于自90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在制度创新上没有大的突破，体制优势也正在弱化或已经逐步丧失了。

　　在党的十四大确立起我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由于温州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符合我国的经济改革方向，多年来各方面对温州经验好评如潮，温州模式也被认为是最有活力、有效率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温州当地干部似乎也不知不觉地有点陶醉于一片赞扬声中，仿佛改革大业已经大功告成。比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温州主要由民间推动的层出不穷的改革创新， 90年代中期以来的温州除了提出“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等口号外，几乎再没有发生在全国有影响的改革突破和大的体制创新了。不管怎么说，依靠改革起家、并主要作为经济改革先锋和典型的温州模式，为什么经济改革的徘徊不前是值得认真反思的。这也是近年来温州投资环境恶化、大量资本外流而引进外资少得可怜、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缓慢和在浙江省新一轮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竞争中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温州的经济改革力量主要来自民间推动，最深刻的制度变迁是发生在微观领域的民营企业制度和市场结构的创新，其中尤以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最引人注目。温州模式是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它依靠民营化改革的深入，率先大力发展了民营经济，有效地调整了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通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转变了经济运行机制，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从改革开始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温州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企业制度不断创新，造就了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促进了竞争性市场关系(本质上是相互竞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发达。

　　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温州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仿佛都已做完，此后近10年来温州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制度的方面创新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但如果与80年代那些在全国有影响的制度相比，这些创新活动似乎都属于“量的变化”性质而没有“质的飞跃”意义，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制度创新了。就是原本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基本上也停顿了下来，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至今都保持着封闭式家族企业的形态，既不能让外人进入，也不想与其它企业联合和合并，更不愿被其它企业收购和兼并，以致平均企业规模依然很小，少有股份有限公司，还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成为上市公司。而商品市场发展特别是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方面也已经开始落后于义乌和绍兴等地，要素市场和市场秩序建设方面也没有什么新进展。或许，温州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发育方面的创新是一个小小的例外。[1]

　　不难发现，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温州经济和温州模式发展最缺的已经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最需要的不是微观领域的改革，而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了。而对温州发展十分重要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是无法主要依靠自发的民间力量解决的，而是需要政府的积极主动推动。然而遗憾的是，最近10年，在温州我们同样没有看到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改革突破。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涉及到公共产品供给、关系到政府体制改革方面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第一个例子：关于温州城市化进程中龙港和鳌江两镇的合并建市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也是一种公共产品，温州的“城市短缺”特别严重。在整个温州市域范围内，除了温州市区外，再没有别的中等城市了，这是十分不利于大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大家知道，龙港崛起成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后，在地理位置与对面千年古镇鳌江隔江相望。1986年，龙港就开始提出要与鳌江合并建镇的设想，后来一再提出合并建市的要求。至今18年过去，两镇合并建市规划不知做了多少个，应该说“规划文本”对合并建市的必然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和客观条件都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证，也提出了种种可供选择的合并建市具体方案。但终因这两个镇在行政建制上分别属于苍南县和平阳县，如果合并建市必然要调整行政建制和管辖范围等，牵涉到一些地方、部门和个人利益，温州地方政府就没有勇气、也不太想去改变现状。一江之隔的两镇至今仍处于分治状态，难圆联合梦。

　　第二个例子：关于与宁波相比较的温州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温州高等教育的原有基础要好于宁波，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宁波市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今天已有12所高等院校，而温州只有7所高等院校。温州大学创建于1984年，是一所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举办、具有民办性质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到现在还只能招专科生；而创办于1985年、1986年才开始招生的宁波大学现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两万名左右全日制在校生的综合性大学，有四、五十个本科专业，近30个硕士点。高等教育在温州是一种十分短缺而迫切需要发展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温大与宁大在发展中的这种巨大差距，是值得温州当地政府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现在，温州市和有关部门、有关单位都在热衷于将温大和温师院合并为一所大学，难道在外地创办了民办性质的“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和“上海建桥学院”等学院的温州人，不能在温州当地好好利用温大的现有基础和民资丰裕的优势，通过教育机制和制度创新来发展起一所民办象模象样的温州大学不成？

　　第三个例子：关于温州地方政府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政府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前几年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温州也开展了政府机构设置和审批制度方面的改革，但总的看，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温州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和行为方式仍然基本上在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旧“套路”；政府机关作风和官员服务态度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方面比其他地方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办事效率低下，寻租、设租行为和权钱交易现象的普遍存在，致使投资软环境恶化，企业“社会交易成本”增大。2000年，温州市政协就温州的投资环境作过一个调查表明，企业负担重、乱收费和总体环境差是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不少企业主反映，在温州“最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疼的是检查”。这也是导致温州民营企业纷纷外迁、资本大量外流和外资流入少的一个重要原因[1]。从去年8月开始，温州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旨在提高机关效能、改进政府服务的“效能革命”，主要实行“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等“四条禁令”，并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如果我们仔细点分析，不难发现所谓“效能革命”的这“四条禁令”是对依靠老百姓税收供养的现代公务员的起码要求，没想到竟成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高压线”，半年内合计竟有400庸官在“效能革命”中“栽跟头”，其中共辞退机关工作人员29人，撤职或降级、降职29人，行政告诫90人，被通报批评260多人。[2]这一方面说明了温州这次“效能革命”确实动了真格，另一方面也可窥见今天温州各级地方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服务态度之一斑了。

　　公平地说, 温州最近10年经济改革势头的钝化和迟滞，并不全是温州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的责任, 有些制度改革一个地区确实是左右不了的。比如，对温州民营企业成长壮大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建设，全国10多年来一直步履维艰,光靠温州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力量，是不大可能有大的作为的。就是上文列举的关于温州龙港和鳌江合并建市、高等教育发展和地方政府管理效率等问题，自然也会涉及到宏观层面的城市管理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制度安排。因此，我同意朱康对教授的以下观点，即“进入1990年代以后，温州在总体上看在制度方面的创新似乎大为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到了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完成的今天，浅层次上的制度创新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但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另一结论：“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必然涉及各方面的问题，而这又不是基层官员力所能及的。”[3] 温州最需要的是继续推进深层次的制度创新。难道温州已不再存在地方政府可以进行制度创新的空间了？虽然从一个区域来看，继续推进制度创新的难度是增加了，但从上面的举例中我还是不得不遗憾地得出如下结论：近10年来温州在制度创新方面陷于式微，与当地政府及其官员在有意无意之间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改革成就，不想和不愿再冒改革的风险，从而没有在制度创新方面的继续努力有关。而这也正是温州经济或温州模式发展中最命令人忧虑的东西，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温州经济的发展前景，关系到温州模式的历史命运。

　　温州模式是以不断开拓创新的改革精神闻名于世的。在我看来，现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突出问题就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少了当年那种顶着压力而不断开拓创新的冲动、激情和冒险精神。如果说改革就是革命，那么在作为改革先行者的温州，借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还是合适的，这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

　　温州模式的演化带给我们的新启示

　　温州模式主要是一种制度创新模式。从制度变迁角度看，不管是温州所创造的成功经验，还是今天在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说是具有同样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启示意义的。由于温州发展的超前性和典型意义，温州的启示于是也就有了特殊的认识价值。

　　首先，深化一个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我们党和政府主动积极地配套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26个年头，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改革的领先地区，微观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都已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但温州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职能转变与我国其他地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这必然会形成了与微观经济基础的很大矛盾，从而也历史性地提出了政府主动积极推进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的急切课题。民间力量虽然可以推动政府改革，但不可能成为政府自身改革的主导力量。同时，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它也不可能率先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完整地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全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改革的相应配套推进，温州继续推进深入经济改革的难度会不断增加，而最终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要完成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将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温州模式主要是由基层和农民创造的模式，其人力资本优势主要集中在讲求功利，吃苦耐劳，勇于竞争，敢于冒险，心灵手巧，善于经商等方面，缺乏现代人力资源和教育、科技的应有发展。温州经济发展到现在，民营企业管理水平普遍不高，技术水平和产业层次总体较低，与温州人群体素质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被人们赞扬的温州人价值观念，也有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诸多方面，如竞争意识强而合作精神弱，“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追求发家致富和物质享受动力强，但缺乏现代企业家精神和干大事业的雄心；重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家庭、家族观念强，但缺乏普遍主义原则；个人自主性和冒险精神强，但相对缺乏应有的自律意识和自由契约精神。因此，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要求看，温州人的价值观念同样需要继续创新和变革。顺便指出，温州人的价值观念现状可能就是史晋川教授指出的温州商人依赖“人格化交易方式”在文化上的主要决定因素。不过，史晋川虽然从“悲观的视角”切入，却得出了在我看来是 “乐观的结论”。因为他所说的“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的真实含义，便是“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这样的结果。如然，则温州模式的“消失”也可理解为是温州模式的创新、扬弃或现代化的彻底转型，这是温州所幸。问题是，这样的好事不大可能在25-30年内的温州发生。温州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现有的温州模式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所取代的时间肯定要比30年远为漫长。我们切不要少看中国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艰难性和长期性。

　　第三，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降低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进一步开放民营企业的发展领域和创业空间。在温州，凡是原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都早已布满了民营企业。为什么温州如此大量的民间资本流向外地，或者投入到全国各地的房地产业中去？这从一个侧面已经表明，在现行政策下温州民间资本在当地的投资领域已经十分拥挤，当地已有的产业发展部门的赢利水平也已经不高，过多的民间资本需要寻找别的出路。在温州“本市80多个行

　　业中，温州民营企业被允许进入的仍然只有41个行业”。[1]不说航空、电信、银行这些有国家准入制的行业，就是一般的基础设施项目，现在民营企业进入都还有困难。我相信，只要我们真正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降低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让温州民营企业让去自由创业、自由竞争，不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温州的民间资本外流现象就会得到部分抑制，而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速度由此也将会进一步加快。

　　最后，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仅靠内源力量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借助外部力量。在温州经常可以看到外地政府部门组团来招商，却很少看到温州人组织大型招商团队赴外地招商引资。温州多的当地是资本的输出，而少有区外资本的输入，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 2000年为7202万美元，2002年也只有8023万美元，仅占浙江全省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的2.65%，还比不上浙东北的一个县级市一年引进的外资量。改革至今温州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不到10亿美元，几乎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外资企业。扩大利用外资，不仅是为了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对于促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扩大，对于转变观念和企业经营机制，对于管理体制创新和制度现代化建设，都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苏南地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是由于十分重视引进外资，才有力地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出口扩张，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原有乡镇企业产权结构和管理模式，使苏南模式的微观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重新获得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苏南地区通过扩大开放、大规模地利用外资而推进改革的深入，不仅逐渐消除了与温州的“体制落差”，而且在企业规模、技术、产业和产品等方面的结构层次更加明显地高于温州。早就有人做出“苏南模式正在走向终结”，“温州模式优于苏南模式”的结论，今天看来也这些说法也未免显得轻率了。苏南致力于招商引资的经验是值得温州学习的，因为温州经济的发展和温州模式的创新都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把内源力量和引进区域外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外部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不断增强现代化发展及其道路转型的动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温州地方政府就必须努力地去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

　　结束语

　　温州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虽然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但决不像外界所说的“温州经济衰落”、“温州模式正日暮途穷”那样悲观。温州模式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模式，它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现在，我国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各地的新经验层出不穷，温州也提出了要学全国的口号。这表明温州已经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还较低，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不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投资软环境差等，从而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新动力和压力。何况，温州老百姓这么务实、敢于创新，拥有丰富而较为特殊的人力资本，又有大量的货币资本积累；温州的各级地方政府也在转变认识观念，正在开展“效能革命”，以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搞好软硬环境建设，力图在温州未来的发展中有更大的作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温州经济和温州模式的发展抱有信心？。

来源：中国温州人网　责任编辑：张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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