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一般都以严格的方式来看待政府服务的功能，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反对政府的，而是因为他们是赞成市场的。他们认识到，政府必须建立和加强社会的基本法律，提供一个框架，在其中厂商可以相互公平地竞争。
--斯蒂格利茨
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情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
"温州模式"与"集体无意识"
看过温州的人都对这个喧嚣的城市和数百万白手起家的富人有发不尽的感慨。温州就如一部辞书，每个人都能从中翻出他们要找的东西。
我们熟知的温州，历史上曾经有过"大冷"和"大热"。大冷的时候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党员信菩萨"，甚至还有相当级别的官员给温州判了死刑："温州除了没有青天白日旗，其余的都有了"，"恐温症"泛滥尘嚣；大热的时候，"人造温州"甚为流行，成群结队的取经人伴随着飞来飞去的温州商人，不断把钞票送给"胆大包天"的王均瑶(王均瑶：温州籍。1991年，王均瑶承包长沙--温州航线，成为中国第一个私人承包飞机航线的商人。是年，王均瑶25岁。记者注)。那条通往温州的崎岖小路车流如川、车祸激增，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冷热"不仅有经济层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
温州何以引起如此关注?因为"温州模式"传达的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家庭私营企业在中国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政策下破土而出，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苗还是资本主义的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热"与"冷"只是外界的感受。在"冷热"之中，"身在此山"的温州人却从没有
停止过赚钱，也从不放过能想到的赚钱机会。听说中共十三大要修改党章，温州就有人打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联系业务，要揽活印刷新党章。
正是这种特有的个性和几乎天生的商业眼光，此地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3个百分点。
不管人们对温州有过多大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是必须认可的：就是没有人曾经"有意识"地设计过温州。这种"集体无意识"，不仅包括温州的民众，也许还包括当地的政府。
但没有设计不等于没有"坐标"，那么，温州的"坐标"在哪里呢?
谁造就了温州?
温州所以能引起持久的关注是因为奇迹背后有很多难解之谜：在地理位置上它偏于浙江省东南一隅，既无交通之便，周边又无商埠大市，为何却是物畅其流，商贾云集?在资源上人均土地不足半亩，更无自然资源之丰，何以物富民殷?在历史上国家既无重大投资，也没有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但是经济却增势强劲?文化上几乎没有高等学府和可以转化的科研成果，也没有大批经过技术和产业培训的管理人员，温州货却独步市场，温州企业越做越大?
凡此种种，让许多人难以理解。
温州，究竟靠什么力量推动着经济?
迄今为止，人们对"温州模式"的力量源泉归纳了3个方面：独特的传统商业文化，老百姓的自发努力和政府的作用。
"君子不言利"是中国士大夫根深蒂固的思想，"恨人有，笑人无"是小民陋习。好在这两 者在温州都非主流。此地历史上曾经诞生了重商、重利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诞生是否与当地资源匮乏，需要向外拓展有关，我们未作考证。但该学派遗留的痕迹却十分鲜明--各地流行"红眼病"而此地流行"攀富病"，比着谁能致富。在"利"面前，干什么?不干什么?不劳谁操心，700多万温州百姓自有一定之规。
在现任温州市长钱兴中看来，温州经济是"百姓经济"。一个"百姓经济"道出了温州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真谛。事实上，温州市场开拓的关键正是温州商人，在早期这种作用尤为明显。
"温州模式"在萌芽期屡屡受到压制。当地知情人言及往事甚为感慨，"为了找一条出路，当地的官员付出了乌纱帽，企业家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显然，在生存压力面前，任何压力都可以被忽视。
最早提出"温州模式"的《解放日报》近日说，"温州人"已不是一种单个和群体上的概念，它代表着"商海苍茫自试航"的观念，这其中包含着他们对市场的扩张欲望和行动。对于温州问题最高层很注意，有的是意会，有的是言传。
90年代初，一位高层领导说："在对待温州这个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私营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体什么态度，人们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这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找不着，但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些话让温州人觉着特别痛快。
《人民日报》有一位以思想见长的记者叫凌志军。凌称得上是一位即使经济学家也不敢"轻视"的记者。对于"百姓经济"，凌几年前就有过生动的描述：政府一方面兴高采烈地把这些钱(税收)装进腰包，承认私营经济正在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屡屡对私营超过国有经济的增长率流露出担忧。这种弃之可惜、食之苦涩的矛盾心态，即使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烟消云散。所以在官员中间，即使最胆大妄为的人，也不敢放手去做。
曾任温州最高领导的董朝才对记者说："上任的第一天是用一种极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的"，"我是带着一大堆问题到温州的"。几年后，董一双小眼闪闪发亮，红润的脸上露出大彻大悟的神情："我过去是个最正统的共产党员，一讲到私营就心惊肉跳，就觉得资本主义要复辟了。我们总说公有好，可是怎么样?我们总说国营有优势，可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国营，为什么才几年的工夫就让私营超过了?"
董在温州几年，得出了结论--要保护发展经济的排头兵，也就是保护私营经济。对于生存的渴望超过了任何别的奢求，民间如此，官员亦然。当然，官员的"觉悟"不仅因为实践本身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更因为这种实践还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他们由此相信，"只有真正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人民的尊敬。"在我们所收集的材料中，有一份是这样描述当地一位热心改革的官员的--"他就这样整日奔波于企业之间，这些企业主也给了他最大的信任和感激。他要有些磕磕碰碰，他们也会为他全力以赴。前年，他的儿子在宁波住院手术，有的企业主竟连夜开车探望，他们这样做，只是想为他分担一点忧愁。"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当地的人民和政府实现了真正的"团结"，结成了真正的同盟。这是因为他们有着高度一致的利益取向。尽管为了他们的"温州模式"，当地的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为了温州的生存、为了人民的富裕、为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他们承受了压力。在这样的氛围中，官员们尽管几上几下，但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精神始终是温州的主流。事实上，当初的那种"觉悟"今天已经获得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当温州人言及那些为了实现上述目的的政府官员时--不管是正在执政，还是已经离任、甚或被革职，他们所流露的是真情、是感激、是崇敬。
觉悟的当然不止是董朝才。曾是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感慨万千地说："什么办法都想了，什么招都用了，都不行，没办法才走这条路"，"哪里重视个体、私营经济，哪里经济发展就快；哪里不重视个体、私营经济，哪里的自然条件再好，也难免为后来者所赶上。这是浙江大多数乡、县、市、地干部的共识"。沈从实践的决定意义出发，得出了"下面推着上面走"的结论。
当然，实践也给沈出了难题。因为温州曾经反复无常的"大冷 "、"大热"，作为浙江最高行政长官的沈祖伦不得不祭起实用主义的大旗。沈的应对之策是：温州"大冷"的时候，我强调温州是浙江的个案，不代表整体，不具备典型意义；"气候"稍稍趋暖，我则强调温州经验的普遍性，就强调"温州模式"之于浙江的普遍意义，就要求广泛推广。在这样的氛围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开始获得了导航的余地。
政府的经济作用
温州市政府的职能20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他们概括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改革初期"无为而治"的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
时下，作为温州市一市之长，钱兴中的日子要比他的前任好过得多，在做官与做事上已经没有那么多政治利剑和路线问题悬在头上。尽管有千头万绪的政务和忙不迭地迎来送往，但他的行为坐标却是可寻的：他自我定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
有了这种定位，接下来，钱市长要干什么?能干什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他矫正后的坐标是：逐步退出微观领域，使政府放弃"过时"的职能，微观经济活动由企业自主决定，由市场自我调节；市场体制的建立仍需政府推动；针对市场经济初期的负面效应，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以规划、引导、监督、服务为主形成政府导向作用。
这种明确的定位给了钱兴中多大的力量?我们不好妄加猜测，但是，继北方名城大连，希望之城沈阳之后，我们听到百姓给他们市长起了一个外号--"钱小草"。
人们常拿历史作对照："存天理，灭人性"的思想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淋漓尽致的发挥，计划经济深入到经济生活的一切层面，甚至深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上而下构筑的经济、社会秩序视自由交换和个人财产为异端。
不少学者表达过同样的观点：由于中国人在一些重要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大智慧，落后的制度与聪明的中国人之间的尴尬令人好生惊讶。
"企业本位"在温州被广泛地认可，其实，它是"政府本位"的 产物，"企业本位"强调市场经济的核心和主体是企业。当然温州对市场能力的信赖，正是"大冷"、"大热"的结果，是实践后的必然选择。事实上，考查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信赖早就有人给出过答案。
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如何为社会带来好处的?亚当·斯密--这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经济学家，早在2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情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温州模式"不正是对亚当·斯密结论的最好佐证?
我们听到对温州经济给予赞许的同时，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流传甚广，但它不是由通常的媒体传播，而是各种讨论和私下的议论。
责难针对着"无为而治"：温州乃至浙江经济发展主要靠老百姓的自发努力，经济改革也主要表现为诱导性的自发创新。浙江大学教授姚先国对地方政府进行实证分析认为，20年的发展应当归功于由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创新冲动，基层政府和政权组织的主动支持以及高层政府保护性默许所构成的制度创新网络。
姚教授在分析浙江改革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地方政府，尤其是省政府行为取向与改革绩效之间的反差：政府文件发的最多、最为重视的改革措施，从实际效果看，恰恰是在全国并不领先、绩效一般的领域。而没有采取什么"得力"措施(至少在文件上)的领域，偏偏又是在全国改革进程中的优势地位之所在。
放大"温州模式"
如果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能统一在一个框架内，这种被提炼出的概念就具备了被推广的力量。"温州模式"在浙江或许就处于这种境地。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认为，"温州模式"是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髓，浙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温州模式"的放大。史晋川从企业、市场、政府三者关系入手，发现在"温州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先是通过发展以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市场来替代原先政府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很大一部分作用；然后，通过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与改进，部分地替代了市场的功能；同时，在市场替代政府、企业替代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在被替代中逐渐地从被动走向主动转变职能，开始进入了一种新形势下的有为状态，积极介入市场失灵的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职能转变并不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模式里实现的，而是形成于一个具有完全竞争特性的初级市场经济模式中。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回避这里的经济结构问题：企业规模小、素质低；产品小、档次低；附加值低、需求层次低。
但即便如此，市场还是在改变着我们，看不见的手所带来的绩效，足以使之成为变革时期的典型"案例"。
"温州模式"的再放大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它就是公私经济关系的"警戒水位"。有著名经济学家近年著书立说，不无忧心地提出："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这么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即凡是公有制占主体的地区，其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就强，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快，且贫富差距较小，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凡非公有制(包括个体、私营、三资等)占主体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就慢，地区经济总体实力就弱，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缓慢，且贫富差距就悬殊，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他们不解，这"两个凡是"是暂时现象还是客观规律呢?
一直研究经济问题的沈祖伦也在不停地讲这个问题，但与"两个凡是"结论截然相反。他说："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开始我们也把它看作权宜之计，觉得只适应经济落后地区和某些行业的需要。等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突破了温州等地区的局限，推及发达地区的部分县(市)，我们才看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广大农村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才逐步认识到，个体、私营企业在经营机制上有很突出的优势，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和价值增值能力，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所不及。"
这位性格倔强的老人不仅以他的"余威"来影响继任的官员，即使在中国政治的最高殿堂他也大讲特讲："大量事实说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的地方，人民生活就好，银行存款多，政府财政状况好……"我们在采访高级官员时，也常听到这类观点。计划经济讲究"人定胜天"，而市场经济讲究"人须顺天"，所以，改革肇始于思想解放。改革改什么?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以此来看，放大了的"温州模式"还可以平息很多责难。
有人害怕私企冲击国企，非公有经济冲击公有经济。在私营经济的大本营--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温州，情况到底如何?温州的政府官员说，过去对国企有一定的冲击，现在则更多地为国企的改革带来便利条件和宽松环境。其一，是资本经营的环境。在国有经济比例过高的地方，盘活资本存量很困难，盘来盘去是国有"清一色"，而温州就比较容易盘活。其二，人员分流环境顺畅。充分就业解决了国企改革的失业问题。温州甚至没有中国其他城市普遍具有的机构--"就业办"。其三，社会保障环境优越。由于社会保障建立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统筹"上，国企受益的成分更多一些。
去年，浙江国有及其控股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为11%，在第三产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也不大。
但浙江的经济没有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反而发展得更好。从1978年到1998年，浙江国有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近10%，高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2.3个百分点。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规模增长近30倍，年均增长19.8%，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沈祖伦把主要功劳归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他说，首先，分散了财政对国有企业的压力。1998年，浙江财政收入74%是非国有企业提供的，只有26%来自国有企业。财政的"蛋糕"做大了，政府有了较强的财力支持重点国有企业，帮助大中型企业"复活"、"复壮"。再有，分散了社会就业对国有企业的压力，并为国有企业精简冗员和安置下岗职工提供了较大空间。还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使浙江有了比较丰富的社会资金，使银行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具备了资金条件。不仅如此，沈认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带来了真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一部分非国有企业有条件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占90%以上的乡镇企业已经改制，为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积累了一定经验。沈提出，国有企业的困难和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离不开正确宏观调控下的竞争环境。浙江学者没有人在"两个凡是"上放大"温州模式"，而是在研究"推广"的意义。有学者说，"温州模式"在全国的政府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中，不过是一种"增量"改革，一直是"边际"性质大，也即仍在权力中心直接控制下的"最后一个"罢了，也只是有"实验"、"推广"的意义。
也有学者告诫温州：前期改革中形成的"合谋"与"默许"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有其内在的弊端。今后，微观主体没有必要通过"合谋"来取得政府的荫庇和优惠。能否通过政府行为调整、政府职能改善来降低制度成本，增加经济安全、改善经济效率……放大了的温州也面临着"聚焦"问题。
当关外的沈阳已进入冰雪呼啸的寒冬，当沈阳的"慕小草"惦记着怎么让老百姓过上个暖冬的时候，温州的市长"钱小草"已经飞到了距他的家乡万里之遥的"森林之国"加蓬。钱兴中说，他要与参加世界市长大会的300名市长一起，探讨如何面对21世纪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