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初期到现在，对温州模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温州模式作为一种“模式”的出现是必然的。当所有人都试图“摸着石头过河”寻找富裕的路径时，任何方法论上的成功都难免被善意地上升为一种世界观.
争论也正源于此。
但争论者是否都走进了温州的深处？是否将温州模式放在历史的背景中考察？从温州模式肇始之初，外界对温州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断就相伴而生，而在种种的言词间，跳动着对温州和对温州模式的刻板印象。
从1980年代温州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到如今大力推行招商引资的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看似思路、手法迥异，但这背后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地方.
“我没有推翻温州模式”
3月31日这天，刘奇辞去了温州市市长的职务，同时任命邵占维为温州市副市长、代理市长.邵占维曾经长期担任宁波港务局局长。很多人的判断是，邵占维之前的工作经历将对正在建设的温州石化基地大有裨益，而基于宁波与温州不同的发展路径，邵占维的到来，会与大力推行“腾笼换鸟”计划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一起,对温州模式进行的所谓"发展和革新"。
王建满说：“我们必须要打破温州经济以小取胜、以多取胜、以价取胜、以量取胜的老格局，换来新的产业、新的体制和新的增长方式。”
王建满选择的路径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2005年初，从杭州萧山转战温州，3个月后的王建满在温州烧起了“一把火”。他率领温州官员前往上海、嘉兴、杭州考察。
王建满回忆起去年的这个行动时说，这次考察主要是统一认识，解决温州招商引资的“该不该、要不要、能不能、对不对”的问题。
返回温州当天，王建满召开“千人大会”。他在会上首次大张旗鼓地向外界公布了他医治温州经济的猛药——招商引资。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与会者,多数都被王建满的一席话搞懵了。
招商引资，对于全国任何城市,任何一届政府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而在温州却例外.在王建满之前，温州政府主流的观点一直是：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身就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现象。也正因此，温州不论从政府还是到企业，对于招商引资都没有兴趣，甚至没有类似“招商局”的部门，只有一个被闲置的“开放办”。
然而王建满却并不这么看，他说：“我没有推翻温州模式。”在王建满看来，民营经济是温州的发展优势，但是不是只要民营经济就够了呢？
相反，王建满认为自己是在完善、发展温州模式。“我们的招商引资注重结构调整，温州丰厚的民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把结构调整过来，所以，有钱不一定能把结构调整好，我们温州的招商引资，钱、量不是主攻目标，而是要解决温州粗放式增长方式的问题”。
温州模式中的“小政府”
对王建满的质疑多数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温州经济有95%是由民营经济构成，温州经济完全依靠民间力量推动，数年来政府一直被认为是“无为而治”。
“温州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他解释说，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
而至于政府有为或无为，王建满认为并非温州模式的特点。他说：“要基于温州发展的历史阶段，政府该为则为，不该为则不为。”
大家认为，从温州1980年代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开始，温州政府变成了一个小政府、弱政府，更多的人将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归结为温州模式的核心特点。
袁芳烈认为，所有对温州模式的解读都忽视了一个历史细节：温州模式发轫之初的一场同样来自政府的变革。用袁芳烈的话说就是“民主整顿吏治”。
袁芳烈说：“当时温州有两套领导班子：温州地委和温州市委，都归省委管，谁也不服谁。”而摆在袁芳烈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市合并，必然牵涉到精简多余的人。问题是机关干部都去考虑这个问题，谁还考虑工作？
经过袁芳烈大刀阔斧地“民主整顿吏治”，建立起稳定、精干的温州干部队伍，为接下来顺利推行温州模式提供了强力的政府保证。袁问道：“你说这是有为还是无为？”
温州模式的出路何在?
多少年来，各样的言语构成了误读温州的两端：“神化” 和“妖魔化”。神化者以为温州人有点石成金之妙，妖魔化者以为温州人是毒蛇猛兽。
一个如炒房团、炒煤团，誉之者以为是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了当地的市场神经；毁之者讥之为市场经济的蝗虫，乱了一方的安宁，须先拿下而后快。
在所有对温州模式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断中，温州模式已经不属于温州。
温州市委政研室主任的马津龙认为，温州经济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的先发优势，但这只是体制外的改革优势。
他说，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它需要政府采取主动”。
但与王建满不同，马所说的“政府采取主动”是指，现在温州的先发优势不再，凡是可以靠底层力量推动的制度创新，在温州已经完成。现在温州遇到的创新，不是地方政府能左右，而是需要国家层面去推动。
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金融创新，一个是投融资体制。温州现在的民间资金达到2800多亿，怎样利用起这些民间资金，政府迟迟拿不出个办法。
拿金融创新来说，温州市2002年底争取到了国家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是三年时间快过去了，除了对浮动利率进行改革之外，民间银行等鲜有成果。
一位温州市的官员感慨：“如果不给丰厚的温州民间资本一条正确出路的话，炒房团、炒煤团的故事还会继续发生。”
显然，要拯救所谓的“温州模式”，不能只靠温州，更大的力量来自于温州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