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温台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制约温台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在少数。如何处理这些难题，温台的地方政府及企业都面临着考验。

　　温州模式应有危机感

　　周德文是政协温州市委常委、民进温州市委副主委，同时还担任着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的职务。据他分析，温州模式要优于苏南模式，原因有二：

　　从产权结构上说，温州模式虽然也属于“戴红帽子”的情况，但温州的股份合作制也被作为集体企业，其股份实际上都是民间资本，其产权是明晰的，不像苏南模式，以财政、乡镇投入为主体，产权有些模糊，是“第二国营”。

　　从管理体制上说，苏南模式其实还是国有企业，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模糊，管理体制模仿国有企业那一套，企业其实是由政府掌管。而温州大部分企业都掌握在股东手里，政府对企业的操控相对较弱，政府干预也就较少。

　　基于这两点，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温州模式要比苏南模式“先进”，但周德文同时表示，实践证明两种模式其实也在相互借鉴。“最近我去苏南，感觉也不太一样。苏南现在产权也多元化了，改造后的企业，在总体规模上超过了温州企业。”所以，温州应当有一种危机感。

　　周德文坦率地指出，温州不能沉迷于沾沾自喜的状况，不能觉得上级政府都予以肯定、自身发展得不错、全国舆论也一片“颂扬声”就飘飘然。他说，现在竟然在台州与温州之间出现了谁是温台模式或民营经济发源地的争论，这实际上是政府好大喜功的一种表现。

　　周德文建言，对于政府来讲，多一些反思要比没有好。

　　政府和企业都需要反思

　　温州市政协副主席、温州市工商联会长郑朴不太愿意涉及对温州模式的反思这一话题，在记者的一再坚持下，他也谈了一些情况。

　　郑朴认为，就政府而言，一是对工业园的建设抓得迟了些。工业园区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原来的龙湾开发区面积太小，只有5.2平方公里，很长时间没有抓好，是个失误。如果早开发10年，就有可能培育出一大批高科技企业。

　　二是政府没有采取措施作好地价这篇文章。土地资源太少、地价太高是限制温州发展的一大因素，上海郊区每亩土地5万元，温州却是每亩20多万元。应当根据企业的不同性质、发展规模有一个评估，对工业用地应适当监控。

　　三是软环境不够优化，检查、罚款等不规范行为，市政府虽曾采取过措施，但反弹较快。

　　四是小企业、失业人员创业融资困难。虽然政府成立了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但资金扶持力度还是太小，才300多万元，而深圳是1000多万元。

　　五是投资环境问题，政协对此也有过提案，作过呼吁。

　　就企业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一是企业“低小散”的现象仍然没有改变，宁波的一个杉杉集团就相当于整个温州服装业的总和。二是产业仍以轻工——制笔、锁、文具、皮鞋等为主，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仍比较少。三是股份制虽然有创新，但仍然不规范，甚至也不想太规范，理由听起来有些“荒诞”：税务对规范的大企业盯得太紧，大企业的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四是受地价影响，企业外迁现象较突出，灯具市场就比较明显。前几年，每年都有200多批外地政府到温州招商，对温州冲击很大。

　　企业规模偏小 产业层次偏低

　　周德文顺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温州模式出现的问题及其成因：

　　他说，温州经济是以家庭加工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家庭工业一般都是“前店后厂”，由此也带来一些弊病。按照国家经贸委制定的有关标准，温州16.7万家企业中的99.99％都是中小企业，只有几家勉强算得上大型企业。

　　以前，温州的中小企业都很自豪，形容自己是“船小好调头”——今天做服装，明天看着电器挣钱就可以搞电器，随市场转换较快。但是现在看来，“船小”不一定是优势：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面临的是全球竞争。过去，小船在小河里行驶，也没有大的风浪，走得也不错，但走进大河以后，大船小船都要在同一条河里行驶，结果可想而知。

　　中小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就没有多大竞争力；民营企业那种“先发优势”已经丧失殆尽；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危机，比如制鞋企业，设备都是从外国引进的，劳动力也会越来越不便宜。目前温州还找不出什么像样的高新技术企业，惟一一家当时技术比较好的生物工程企业后来也失败了。在制度方面，温州企业也没有多大竞争力。

　　周德文分析温州企业失败的原因：一是企业规模太小，必然造成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导致企业大量“早衰”现象发生；二是不善于走联合的道路。他介绍了温州企业一种比较独特的现象，就是企业越办越小，可以用三个“火”字来总结：第一年，几个人合伙办企业，叫“起火”；第二年企业“红火”；第三年就“散伙”。不是企业办不下去了，而是企业好了以后，矛盾增加了。这与温州的特殊文化有关：温州人喜欢自己当老板，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这也正是温州“遍地是老板”的一个原因。据说，温州最多的时候有16.7万家企业，这还不包括个体经营户。而同属浙江的宁波，其企业数不到温州的一半。

　　周德文说，温州经济以传统加工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体，并且这个加工主体又非常集中。比如生产皮鞋，不但企业过多，而且全部企业都从鞋面料开始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实际上属于低层次的恶性竞争，温州的灯具业就是这样被搞垮的。因此，周德文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温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促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企业身上的枷锁仍未完全解除

　　据中共台州市委党校的周霖说，温台两地企业的外迁问题确实比较严重。温州的柳市去年作过一个统计，企业外迁资金达17亿元。柳市人明显感觉现在经济没有以前发展得快了。

　　不少老板受上海大都市效应的吸引将企业迁到了那里，现在，甚至整个浙江都有一些人认为是上海把他们的经济给搞垮的。不过，许多到上海求发展的温州企业慢慢感觉到，虽然上海的地价比温州低些，但是当地政府管得比较“严”，有些不能适应。

　　温台也有不少企业这些年在本地发展得比较快。如台州的下陈镇办事处，已经成为缝纫机生产的集中地，相继出现了飞跃、宝石、捷克等企业，企业家及企业的素质都比较高。

　　谈到对温台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周霖表示：

　　一是到银行贷款比较困难，不仅审批程序复杂，而且，对于产值、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国有商业银行根本看不上眼。所以，企业大都不愿去银行贷款，而希望去信用社。

　　二是政府的经济管理模式仍然没有让民营企业彻底放开手脚，企业的爆发力、竞争力、发展潜力仍然没有被充分释放出来。吉利集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国家早点允许吉利生产轿车，吉利汽车可能远远不是现在的发展规模。还有一些民营企业想走出去，但手续太繁琐。例如，台州一家企业准备在国外投资一个项目，当时设想能在3个月内搞定，没想到在北京批了一年半才批下来，项目机会已经错过了。

　　三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还没有形成，特别是研发、应用技术形成阶段较弱，制约着企业的发展。资料显示，最近10年来，台州的企业发明专利只有3个，这与台州的经济总量很不相称。这就造成一旦有新产品出来，大家都去竞相模仿，生产企业数量增多，大量资金进入同一领域，无疑会陷入恶性竞争的怪圈。如阀门产品，台州目前生产企业有1000多家，生产加工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意大利水平，但是就是开发不出新产品来。随着进入这个领域的企业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单个企业的利润也越来越薄。

　　四是劳动力使用问题。台州的劳动力一般都是外来的，547万人口中有100多万外来人口，其中97万是劳动力。这些外来劳动力多是干体力活，劳动观念、素质比较低。台州有一个橡胶制品企业，去年需要招一名数控机床操作工，最后只招到一名高中毕业生。而在广东东莞，每月600元的工资水平很能容易地找到一个学电子、机械的大专生。

　　五是对中小企业关心不够。台州有中小企业8万多家，500万以上规模企业有1000至2000多家，政府至今也没有提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措施与方案。

　　另外，政府与部门的管理很不协调。政府只注重发展，部门只注重收费。权力部门利益化对政府管理、区域发展、企业发展造成一定的约束，而有些部门又是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也无能为力。

　　职业经理人难以立足温州

　　温州企业管理人才奇缺，也是温台模式的一大先天性弊端。周德文分析，温州企业不怎么缺技术，因为老板可以高薪去挖技术人才，缺的是管理人才。由于温州企业都是从家庭企业发展起来的，基本是家庭管理模式。有的企业尽管也标榜自己已向现代企业迈进了一步，但实质上还是老一套。

　　同时，温州企业对职业经理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周德文说，温州企业的每一分每一厘都是老板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因此，他们对企业资金的“安全性”看得非常重。如果要让企业的创始人、老板把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都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老板可能每天都睡不着觉，老是担心职业经理把自己的钱给卷走或是浪费掉。

　　受这种心理影响，在家庭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的转变中，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怪现象：高级经理人成为一种摆设或者干脆成了董事长的高级秘书。

　　周德文本人就有切身体会。他曾在温州某企业担当第一任总经理，当时也是股东。刚开始时还不错，但第二年，新厂房建起来、流水线引进来之后，5名股东就都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招了进来，而且放很重要的位置，如管财务、销售等。

　　周德文认为，不重视企业管理人才，对于温州企业是一大致命影响。他说，温州模式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如今外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温州企业如果还固步自封，将非常危险。

　　他还指出，温州企业的营销模式也还十分单一、落后，仍处在40万大军跑推销的时代，这与现代电子商务的差距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