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个性经济，市场取向是改革就是要在承认人的个性的基础上，改革那些不适合于人的个性的体制。温州模式正是温州人选择的适合于温州人个性的市场经济体制。
　　温州人的个性表现在广大的普通温州人的身上。有这样一个使一位北方的大学生很受启发而对于温州人来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1983年，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学生让校门口一位十八岁的温州姑娘补鞋子。大学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中学毕业干这个，不怕人家看不起吗？姑娘也以同样的口吻反唇相讥：你穿双破鞋就被人瞧得起吗？大学生又问：你被鞋打算补到什么时候？姑娘嫣然一笑：补到人人都打赤脚为止。玩笑开过之后，大学生正式问道：说真的，将来打算干什么？姑娘一本正经答道：想开一家小店，自己当老板。大学生感到不可思议：好大的口气，你有资金吗？姑娘似乎对这个书呆子有些不耐烦：你没看见，我这不是正在攒钱吗！

　　温州人个性的某些特征，在这个补鞋子姑娘的身上已经表现得淋淳尽致。首先是传统的身份等级观念淡薄。中国由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完整发展阶段，前资本主义的身份等级观念仍然严重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干部、职工和农民身份的终身制甚至世袭化，更加强化了人们的身份等级观念。而温州在历史上由于地处东南一隅，从而较少受到正统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建国防大学来温州则由于地处海防前线，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计划经济从备战需要出发配置资源的“弃儿”，从而较少受到计划经济文化的影响。因此，与多数中国人比起来，温州人的身份等级观念要淡薄得多。补鞋子姑娘并不认为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三分。这也是温州人较早进入那些历来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业领域从而率先致富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温州人生活态度的顽强、洒脱。据这位大学生10年以后的回忆，补鞋子的温州姑娘在生活的重负以及他认为的心理压力面前仍然不失幽默，特别是她说要补到人人都打赤脚的那句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温州人生活态度的顽强、洒脱，在1994年8月的那场毁灭的17号台风面前表现得更为典型。台风过后不久，来温的外地人甚至很难从温州人生活的表面上看出，这里刚刚遭受一场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亿元，死亡1000多人的百年未遇的浩劫，更没有什么人在各级政府门前哀求救济。

　　再次是温州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强。传统的计划经济要求人成为一切听从安排的“驯服工具”，个人没有身份自由和选择权利。但改革前的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就只占全市的35.7%，不用说农民，连城市居民也多数没有被国家包下来。而温州的人均耕地在那时就只有半亩，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面临就业和生存的巨大压力，逃荒要饭现象时有出路，从而养不成依赖国家的自主意识。姑娘外出谋生喜欢独立自主地补鞋子，将来有钱了喜欢独立自主地开店当老板。在这方面，对外出的温州人与来温的外地人在职业选择上的倾向作一对比，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温州人与其他地区的人在个性上的反差。在600多万温州人中，外出的温州人不下100万。这些人从补鞋子或在市场上摆个摊位到投资数百万甚至上亿元办企业或市场，基本上都是独立经营的。例如兰州，自称是“西进淘金者”的温州人季中良，先是承包了国有企业兰州第三毛纺厂的服装分厂，继而出资1000万元创办了西北地区最大的西服企业；在包头，温州吴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敏与另外两家民营企业共同投资5000万元建立酶“光彩事业包头投资公司”，在新疆吐鲁番，以涂云飞为董事长的温州银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1.3亿元，兴建了年产万吨红矾的企业；在北京，有温州人投资2700万元创办的龙渊商贸批发中心和投资1800万元创办的天顺综合批发商场等市场；在天津，10来位温州农民投资3000万元创办了天津服装城，虹桥镇的连良贵则以一次性偿付1000万元，并以200万元为基数，每年按利润的5%追加租金的方式，获得国有天津和平商业大厦的经营权；在全国最大的一批集贸市场上，温州人所摆的摊位有不少在1/3以上。而七八十万来温就业的外地人，除了数百万技术、管理人员外，基本上是所谓的“打工”的，极少有独立办企业或在温州的市场上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