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走工业乡村的发展道路，带动了家庭手工经济以及服务行业的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但民族地区因其地域性差异、经济基础差异、民族文化影响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作用等多因素影响，呈现社会转型期的新特点。文章通过类型比较，以云南新华模式为例，在总结工业乡村发展特点的同时，对新华模式和温州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并通过对二者的共性和差异性分析，得出新华模式可以推及其他地区的重要发展经验。
工业乡村是当前中国社会很多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村经济向非农性多产业经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特殊形态。民族地区工业乡村因其特殊边疆地域性、民族文化性和具有民族工艺基础等特征备受学术界和社会关注。工业乡村通过发展具有一定手工艺传承的民族工艺品经济，实现了村民发家致富和当地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并通过该民族产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一系列服务行业的兴起，实现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生活向现代化城市生活演进的一片经济欣欣向荣、文化其乐融融的新农村景象。因此，民族地区工业乡村的这种发展模式，其优势是否能够成为其他地区的借鉴和参考，其不足又能否在其他地区得到弥补和完善，这种模式能否成为民族地区，尤其是具有一定手工艺传承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模式而进行推广，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旨在解答的问题。
通过对中西方关于工业乡村的文献梳理研究，发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工业乡村视角和概念的创新性。尽管农村通过发展工业最终走上城市化道路成为现代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然而工业乡村作为一种概念和视角，缺乏对其的专门性研究；工业乡村相关性研究的视角具有多重性。即在工业乡村的相关性研究中，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区域发展、乡村治理等理论视角展开；国内外研究侧重点不同。国外的学者主要倾向于西方发达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小城镇研究，尤其是对英国的研究较多。国内学者最早由费孝通先生于民国时期提出的“乡村工业是有发展前途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从农业发展视角来研究农村地区家庭手工业对家庭甚至地区经济的影响；工业乡村的社会学研究主要云集于土地利用和劳动力转移的微观视角；实证研究引发的模式研究较多，并且这些模式主要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例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广东模式等，对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研究非常少。正是通过对前人已有的基础和成果进行审视的和“不恭敬的”提问，以及从横向与纵向、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等不同侧面和层次的广泛联想下，笔者建构出工业乡村研究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对云南大理地区发展得较好的几个工业乡村的典型确定和类型比较，确立以云南新华模式作为民族地区工业乡村发展模式的代表。可以说，这一点是受到费孝通先生小城镇研究中“从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做起，从熟悉的地方与领域入手”的研究方法影响的。对新华模式的历时一年的实地调查，与熟悉的人和事打交道，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接近真实的认识。在认真总结新华工业乡村发展模式的同时，与国内炙手可热的温州模式做比较研究，最终形成对新华模式的总结和思考。
一、民族地区工业乡村发展模式——以云南新华为例
(一)工业乡村特点
工业乡村是笔者建立在对前工业社会时期，英国通过在以使用蒸汽动力和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推动下形成的工业性村庄的过渡形式的借鉴和转化，是一种新型概念的建构。工业乡村从行政属性上来说，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农村，但事实上，进去到每一个工业乡村，都能够随处感受到其与一般性农村的典型气质和风格的差异，这种特定的气质和风格成为工业乡村的外在表征。总的来说，这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性
即村寨里一定要有一定规模的人数从事同一的手工业，并且这种从事手工业的规模在当地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并且能对村民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特征成为工业乡村与其他一般性农村的典型区别。例如，云南新华村是一个家家户户都能够从事祖辈传习下来的银器加工的千年白族村庄。新华银器加工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据《旧云南通志》记载，明朝洪武初年，有一中原汉族洪姓参将率军在石寨子屯戍，“屯军中有善冶炼和以铜、银加工器具者，村民又习之，诸技艺均能，世代传袭。”新华村的银器加工工艺第一次融合了中原汉族传统文化和技术。新华村银铜加工手艺世代相传，解放后新华村的“小炉匠”挑起了担子走村串寨继承祖辈的手工艺，青海、甘肃、西藏、四川、贵州等地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足迹。匠人们在传承祖辈手工艺的同时不断吸收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加工技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鹤庆新华银器品牌。目前，整个乡村90％以上的村民都在经营着银器加工或与银器加工相关联的行业，形成“一村一业”、“一户一店”、“一店一品”、“前店后坊”的生产格局。相当规模的银器制作和祖辈们一代代传习下来的民族手艺，成为新华村对外宣传的首张名片。可以说，这样全村男女老少齐参与的情景不仅仅是新华村民谋生的画面，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经济蓬勃发展，民族文化得到大力弘扬的真实写照。
2.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之所以称之为工业乡村，而不是工业园区或者乡镇企业、农村工厂等，是因为这样的新型乡村仍然具有农村的地域属性和农村的身份特征以及农户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属性。在这样的新型乡村里，村民几乎都从事着共同的手工艺加工，谁也说不清这样的手工艺加工是由谁最先创造，谁也无权对这样的加工手艺进行唯一专利的申请，村民们只知道是对祖祖辈辈的手艺的沿袭和传承。在新华工业乡村中，新华村民每家都经营着自己的银器加工作坊，家家有手艺，户户是工厂，推开任何一家村民的大门，都可以听见小锤敲打发出的叮当叮当的响声，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加工风格和经营理念，每一件工艺品都是纯手工制作且不可复制，家庭成员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因此，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经营银器行业成为新华工业乡村的壮观景象。
3.服务行业的兴起
由于工业乡村具有传统的手工艺加工的技能和历史，因此能够生产出具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民族产品。新华的银器成为了该村的品牌象征，“中国银器看云南，云南银器看新华”，新华是一个拥有5716口人的白族村庄，厚重的白族文化成为吸引学术界和社会人士的重要资源。由于家家户户都进行银器的生产和加工，随之带动了销售、餐饮、住宿、交通运输、旅游、民俗体验等一系列服务行业的兴起。所以，进入到工业乡村，不仅能看到家家户户都在进行小手工生产和制作，同时也仿佛进去到一个旅游景区，身边的游客络绎不绝，具有浓郁白族特色的村落建设和现代化服务相交融。
4.生活方式的转变
新型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村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的农耕方式不再是村民们的主要生计方式，甚至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成为了村民致富的主要途径。在新华，全村共有1256户，总人口5716人，耕地面积2965.5亩，人均占有耕地0.56亩。人多地少是新华村民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依靠单一的农业耕种方式显然不能解决村民生计问题。通过银器手工业的兴起，新华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和转化，村民的日常生活，包括作息时间、人际交往、交流语言、教育观念、择业观念、消费理念、持家理财、对外联络、娱乐休闲等居家百姓的平常日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传统农村的小富即安、小国寡民、自我封闭、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被更为时尚的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
5.村民身份的双重性
工业乡村的乡村属性决定了村民从身份制度上来说仍然是位于广大的农民群众阶层，村民生产是一种以小手工业加工为主，农业耕种为辅的生产方式。由于新型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民身份和角色定位也随之变化，成为社会转型期的新农民，村民因此会在保留部分传统农民身份角色的同时慢慢向城市市民的角色过渡和演进，因此具有农民和市民的双重身份。例如，新华村民在填写身份、职业一栏的个人信息表的时候，都是填“农村”、“农民”的字眼；学生高考填写考生类型时也要填写“农村应届”或“农村往届”；村民享受的也是农村小额信用贷款……但事实上，新华村民在新型产业结构的调整下，无论是行业经营方式，抑或是生活方式，再到村民心理态势，都显示了与传统农民的巨大差异，日常称呼中“农民”被一些诸如“老板”、“师傅”等的字眼所取代。
(二)新华工业乡村的模式特点
新华工业乡村在除了具有上述工业乡村的共性特点以外，最具特色的两大发展特点成为新华模式的亮点。
1.保持纯手工的民族工艺，禁用机械生产
新华银器有口皆碑，美誉遍布国内外。除了具有悠久的银器加工历史、精良的取材，以及精湛的民族工艺以外，新华匠人们自始至终都沿用古老的纯手工加工的技艺，独创性和唯一性成为新华银器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调查中，65岁的寸子昌老人是新华子昌银器坊的老板，同时也是寸氏家庭的当家人，尽管儿女都已长大成年，并与自己合作开设了家庭工厂，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他仍然是一个家庭的核心，他不仅是子昌银器坊的创始人和家长，同时还是儿女们眼中的“师父”。老人告诉我们，在新华，所有银器加工都是纯手工制作，尽管可以使用机械化的生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所有新华匠人都始终固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这一项民族手艺，没有人用机械的方式来打破这种古老的技法，也正是对祖辈手艺的忠诚和执着，让新华人收获到了意想不到的诚信经营下的“甜美之果”。几乎所有热爱新华银器、选择新华银器的人，其实看重的都是其原汁原味的纯手工工艺。这项古老的民族手艺都是通过一代代艺人手把手、言传身教的“学徒式”传、帮、扶、带得以传承。新华的孩童耳濡目染，三五岁起就与家庭中的匠人经历银器制作的烟熏火燎和千锤百炼，他们通常在十四五岁拜师学艺，有的一年可以出师，有的则三五年甚至十多年不等。寸子昌老人告诉我，他从十一岁跟随父亲学艺，自己到底是新华银器制作这种手艺的多少代传人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可以证明的是这种民族手艺都是手把手式地一代代传习下来的，自己只是会这种技法中的普通一员，村里像他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很多，也几乎都把手艺一代代传习给后人，以此弘扬民族工艺，世代相传。
新华银器制作工序因物而异。以一只普通的手镯为例，大致需要经历毛料(银锭子或银元)——加压(成银条)——半粗形——加长——粗形——设计——雕花——压花——半成品——打磨——烧——清洗——打圆——抛光——成品共十五道工序，其中任何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完成，一敲一锤中凝聚着匠人的智慧和心血。至于其他需要更高超技艺的工艺品，诸如九龙壶、九龙杯、敬水壶，孔雀开屏、丹凤朝阳等银箔图案，工艺盔甲和十八般武器等传统的绝活，所需要的工序则更多更复杂。制作中，每一个工匠都有自己的操作手法，在新华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两件银制品，就即使是同一工匠师傅的作品，也没有重复的。村民们正是通过了这项古老的民族手工艺的传承，成功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新华村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原始手工艺传承故园。”
2.以民族元素发展多种经济产业
新华模式的又一大亮点在于依托民族文化发展多种经济产业。新华依靠银器品的加工走上了一条“家家有手艺，户户是工厂”的工业乡村发展之路，然而新华银器已经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器具、装饰用品，新华银器除了在制作手法上传承了最古老的纯手工制作之外，还充分与民族元素相融合。因此，一件简单的器具背后反映的是新华白族人的生活方式和少数民族对美的认识，可以说，新华每一件产品已经不仅仅是一件物品，更是一件作品、工艺品。新华银器种类繁多，应有尽有，有大到十几米的铜像，小到毛豆大的银拖鞋，无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娃娃头上戴的“帽花”，是新华人的一大绝作，是用银抽成细丝，再扭、扣、拼组合而成；白族姑娘头上插饰的发卡、簪花，工艺卓绝，戴在头上，微风轻轻一吻，满头银光摇闪，五音七律合鸣；还有胸上佩戴的由999环链扣组合的“三须”，66条银丝和99朵莲花组合的手镯；有精美实用的藏族佩刀，流传着格萨尔王的远古传说……可以说，银器与民族元素的结合，再现了白族儿女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是如何积淀起光辉灿烂的白族文化的场景。由此，新华银器更受到世人的青睐。通过发展以民族手工艺为基础的新华银器产业，发展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个体经济。2009年，新华村民族工艺品加工收入达4249万元，户均收入近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830元，比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986元高出4844元。2010年全村经济总收入6088万元，其中工艺品加工销售收入458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216元，远远高于当地农民平均收入水平。
其次，依托白族文化发展旅游服务业是新华以民族元素发展多种经济产业的又一重要方式，且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新华村是一个千年白族村，全村99％的人是白族，讲白族话，着白族装，居住具有白族特色的“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信仰具有白族特色的本主，过白族特有的节日……厚重的民俗文化，再加上新华得天独厚的高原水乡资源、湿地草海资源，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天时、地利和厚重的白族文化，开辟了新华旅游业发展的新时代。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餐饮、销售、民俗体验等服务行业的蓬勃发展。2011年新华通过发展旅游服务业，净产值实现1.7亿元的劲增，同比增长率达到14.7％，带动新华每年逾2000人次的二次就业。1998年，新华村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村”，1999年被评为“云南十大名镇之一”，2011年被评为“国家AAAAA级景区”。一张张满负盛誉的名片，进一步打开了新华知名度和旅游市场，未来的新华将越来越走向国际化。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来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1985年，“温州模式”一词最早出现在解放日报上，进入90年代以后，温州模式开始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中共十五大以后，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终于大红大紫。在2004年的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50位富豪中，浙商占了7位。由此可见，在温州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温州模式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温州模式是一种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模式。因此，有人用“小狗经济”来形容温州遍地的小企业、小家庭作坊的情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无为”的角色，但是，也有人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让那些不符合主流的事情和现象存在和发展，而非压制和取缔，当地政府和官员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政府仍然需要面对外界对温州私营经济比重过高的指责。
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三少一差”：可利用自然资源少，除了钒矿外，没有更多可以开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人均耕地在浙江最少，当时不到半亩，现在不到0.3亩；国家投入少，从新中国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资只有5.95亿元；交通条件差，当时没有机场，没有铁路，只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条路况很差的104国道与外界相连。因此，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了温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向二、三产业转移。于是，温州人只能内逃外逃，到国内外找饭吃，手段是靠一技之长打工、做小买卖，然后将积攒起来的钱拿回家乡，自办起以家庭为单位的各种非农经营的经济实体。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天下先的开创精神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策，使他们能在大胆实践中积极发展，快速壮大，成为迄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农村发展非农经济的样板和模式。
温州模式虽然以家庭企业为起点，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企业的壮大和对资本的需求，家庭企业逐渐演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这种合伙制组织形式及家庭工业资本日益显露出家庭化、本土化和封闭性的缺陷。面对严峻的市场化挑战，温州最终走上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2005年，温州的有限责任公司5378家，股份有限公司17家，二者产值占全市总产值的30.2％。无论何种组织形式，可以说温州经济是靠内资、民资拉动的。2006年底，温州有个体工商户24万多户，私营企业4.61万户。全年个体私营经济实现总产值1108.5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710.42亿元。民营企业14万多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99.5％，实现工业总产值3949.9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5.5％，上缴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80％，从业人员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93％。①
家庭、联户企业是温州农村非农经营的主要方式，并且其一开始主要是从经营日用小商品为主的，逐渐形成交通运输、饮食服务、民间信贷等门类齐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家庭式经营模式形成很多的“夫妻店”、“父子店”，这些家庭企业发挥了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业秘密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模式是由农民创业开始起步的，因此很多早期创业的老板文化素质不高，管理水平有限，逐渐难以适应市场变化。为此，现在很多家庭企业慢慢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股份公司，形成温州模式的四大新特点：一是资本跨区域化，二是家族企业现代化，三是企业发展高端化，四是经济发展自律化。
三、新华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
(一)共性分析
1.都是以家庭经营的方式带动农民发展非农经济
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新华模式，从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些模式一开始都是温州农民、新华农民因为人多、地少、吃饭难的自然因素的制约而不得不外出打工挣钱，通过把在外所挣的钱带回家乡，完成为日后建立家庭个体经济的原始资本积累。一开始时候的经济上的小投入以及对创业风险的未知性，决定了村民不可能首先招募外来人员与自己一同开店创业，而最具可能性的人员就只有自己的家人。因此，可以说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个体非农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从家庭成员关系还是家庭功能都是一种最具有执行力的发展方向。
家庭社会学认为，血缘关系是凝结人与人之间最为紧密的纽带，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既要作为一种社会设置而遵从一般的道德规范如尊老爱幼、家人相互信任和支持等，又会作为实体单位而具有不同的特征如情感超过理智等，因此在遇到(或假象出)外界的适度挑战(或机会)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所以，村民在面对能否成功创业以及家庭作坊能否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创业前的挑战(或机会)时，总是最先会向家人寻求帮助和支持。另外，这种建立在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和支持、互有分工的合作模式从家庭功能上来说，本质上也是个人需求的表现。例如对吃的需求表现为组成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单位；对未来风险性的预测和规避则始发于对安全的需要等。只是这些需要都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对所有最紧密当事人的个人需求的整合。
2.都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要求
以农耕经济为主甚至是唯一经济方式是传统农村的产业结构形式，因此，往往农村经济又被理解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随着社会的转型，家庭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温州模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传统的计划经济显现出阻碍发展的弊端时，温州农民“异想天开”地、“独创性”地走出了依靠自身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外出打工谋生、回家创业致富的最本质诉求的道路。新华模式也是新华村民依靠自己手中的一技之长发展起走村串镇制作银器、回乡开店创业，最终成为家庭支柱产业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这两种方式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的产业结构，并且都很大程度地改善了村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带动了多种经济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要求。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组织结构在原有结构的体制下开始急剧分化和转型，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性变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允许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再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重要补充的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将经济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原先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刚性结构，允许企业组织成为自主的生产单位，允许以家庭为单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促进了党、政、企在功能上以及结构上的分化，这种分化促进了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网络，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功能的整合，因此新华和温州的这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无论是从小的家庭组织结构，抑或是到大的国家经济组织结构都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因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