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改革和开放是分不开的两个词，因为中国是改革开放，您认为开放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对外开放以来我们给予外资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很多政策的优惠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国内企业，不少是国内非国有企业想都不敢想的优惠政策，您怎么看待这个政策？我们现在很多行业，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都是外企，民族产业似乎活的越来越艰难，这是否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周瑞金：我认为这个要好好的总结一下，总的来讲开放就是改革，而且我们改革也是从改革开始的，我们改革最早一步跨出来就是成立四个经济特区，和国际接轨，这样我们才引进了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管理经验等等，包括他的一些体制，所以从总体来看，我们30年能够这么快的增长，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开放，所以应该充分给予肯定。至于我们实行的优惠政策，为了引进外资进来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这个应该有不同阶段的要求，我们在调整这个优惠政策的过程当中，在决策上应该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样的优惠，有所调整，不断的发展阶段有所调整。当然我们提出对外开放、对内开放相结合，科学发展观最后对提高开放的质量，引进外资我们不是什么样都引进，我们需要什么引进什么，有的外资我们不要引进，这个要有区别。中央已经提出来了，这个过程我们还是要对外资企业按照法律办的问题，我们要按照《中外合资法》办。

　　对于民族产业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民族产业的观念也要扩大，也不一定我们民族资本就好，国外资本不好。我认为在整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融合是一个趋势，我们以娃哈哈来讲，娃哈哈为什么和达能结合，尽管他们有矛盾，有斗争，但是这样的一个合资方式你认为是民族的还是不民族的？我们要打破原来的观念，我们《中外合资法》，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实行生产，税收交给我们，就业是我们中国人民，这应该视为我们民族的企业。合资化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规定，不要用民族资本局限的看这个开放中产生的问题。不要看外国资本进来的，他也要讲规矩，他也要按照法制来，不是外国资本进来中国就谈不掉了。他这个盘剥也是符合我们国家政策，不能超越我们的法律范围，应该看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有一点情绪化，太情绪化也不好。比如说前不久抵制家乐福的事情，这就不对了，家乐福有我们的就业，大量的产品都是我们中国的，他无非是外国有一些资本，所以我们以要更大的开放胸怀，纠正我们在开放过程中不足的地方，这样有放大的眼光，不要把外资和民族资本对立起来。这是我的基本看法，我们有问题可以不断的改进，但是我们的开放方针不能小，还要以更大的眼光开放。我们在金融开放现在只是做了很小的一步，当然这是更复杂的问题，有人总认为金融战争，我们中国开放会遇到危机。当然现在的金融很多新的领域我们人才不够，慎重一点是应该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开放的，因为整个经济走向开放，我们金融必然也是开放的。

　　和讯网：现在随着我们开放的程度越来越深入，很多问题现在也开始显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感觉越来越开放，但是很多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倾向越来越严重，包括美国、欧洲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贸易摩擦也是越来越激烈，这样的状况是否正常？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

　　周瑞金：这是一个新问题，现在发达国家保护他的贸易，中国发展起来对他们有一点威胁。在具体贸易过程中我分析一个现象，我们温州商人进驻欧洲以后，占领他的皮鞋市场，引起了西班牙当地商人烧温州皮鞋的事件。我们中国商人出去投资也好，做贸易也好是按照中国特色去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注意要让利给当地的经济，从批发到零售都要自己干，所有的皮鞋得到的利益全部是中国商人赚进来，使得当地皮鞋产业关门了，工人也失业了，销售皮鞋的店员也就业困难，使大家产生了敌对。为什么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没有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和日本是很好的，哪一些地域给日本，哪一些是中国的，他分的很清楚，所以欧洲人说中国人好像上帝规定的七天要休息一天，中国人都不休息，因为中国人很勤劳，白天、晚上加班干，所以我们怎么样从双赢出发调整我们贸易的策略，来缓解我们所在国的问题，了解他的文化、环境，这有一个过程。一方面我们要求他打破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在最近几次世界贸易大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从国家政府的层面来讲，要促进我们的规则，实际上中国现在有这么大的中国制造的出口，我们定价权，贸易的规则、制造权应该也一部分掌握在中国的手里，这样我们才能够处以主动的局面。我们现在在经济全球化，毕竟我们是后期的国家，在法律各方面我们比较弱，我们的主动权比较弱，因此比较被动。我们要进口的国外都在提高价格，我们要出口的别人拼命压我们的价格，所以在中毛贸易中中国吃亏的事情经常遇到，这在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调解，我们政府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把制定国际贸易的权利，怎么样逐步收到我们手里，掌握我们的主动权，我们应该一定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