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把目光过多地投向温州炒房团、炒煤团时，温州模式正在遭遇变革中的阵痛。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是：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曾经以“无为”著称的温州市政府正日趋“有为”。由于温州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力量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力量的趋于强势，正在当地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温州模式遭遇困境

　　引发这场“地震”的是温州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的“治温思路”。自上任以来，王建满曾在不同场合提到“无外（外资）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他希望通过“以民引外、民外合璧”迅速提升温州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能级。 

　　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温州为何要突破这一模式？其背后的缘由是，温州经济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增速放缓现象。王建满将温州的困境概括为三个方面：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

　　据了解，目前温州有三十万家企业，但绝大部分却是低、散、小，称得上规模企业的只有六七家。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评价说，没有品牌、同行之间价格血拼，导致温州产品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甚至只能依靠外贸的差价存活。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温州企业前景堪忧。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博导史晋川认为，温州模式正面临一个产业升级换代的门槛。他说，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的人格化交易方式导致温州商圈比较封闭，因而，外资进入温州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问题。温州不缺资本，但外资进入的“鲶鱼效应”将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理念、新的资源配置理念、新的技术和市场信息，促进温州产业升级。

　　温州模式终结？

　　2005年初，王建满召开“千人大会”。他在会上首次大张旗鼓地向外界公布了他医治温州经济的猛药——招商引资。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与会者，多数都被王建满的一席话搞懵了。
 
　　招商引资，对于中国任何城市、任何一届政府来讲，也许都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话题。但是一位温州官员称，这在温州“史无前例，完全是破天荒”。

　　在王建满之前，温州政府主流的观点一直是：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身就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现象。也正因此，温州不论从政府还是到企业，对于招商引资都没有兴趣，甚至没有类似“招商局”的部门，只有一个被闲置的“开放办”。

　　有不少人忧心的说，无为而治的温州治理传统将要终结。一个类似苏州那样的强势政府可能出现在温州，而这将意味着温州模式与人们目前深恶痛绝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式的暗合。

　　质疑新“治温”思路的人认为温州模式一直是老百姓经济，是草根拥有巨大能量的最好证明。而现在在温州，未来主导招商引资、产业优化的，不再是充满了想象力的温州企业家，而是掌握着权力的政府官员。政府该“有为”还是“无为”成为这场争议的焦点。

　　拯救温州 力量来自温州之外

　　对于外界指温州政府一直是“无为而治”，温州1980年代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称，所有对温州模式的解读都忽视了一个历史细节：温州模式发轫之初的一场同样来自政府的变革。

　　袁芳烈说，“我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顶风做事，这是最大的有为。” 袁芳烈还反问说：“不发展叫什么温州模式？什么叫大政府什么叫小政府？温州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止是政府的角色被误解。多少年来，各样的言语构成了误读温州的两端：“神化” 和“妖魔化”。神化者以为温州人有点石成金之妙，妖魔化者以为温州人是毒蛇猛兽。而且似乎只要是温州人，一律被视为富豪。

　　温州模式只是活在镜像中。从这点，温州模式一直处于他者的视界中，而由此，如果要对温州模式进行拯救，力量也来自与温州之外的他者。这也正是王建满的困境。

　　分析指，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它需要政府采取主动”。一位温州市的官员也感慨说：“如果不给丰厚的温州民间资本一条正确出路的话，炒房团、炒煤团的故事还会继续发生。”

　　要拯救所谓的“温州模式”，不能只靠温州，更大的力量来自于温州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