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千千万万温州商人中的一员：没有知识，缺少资本，年纪轻轻就远走他乡，在囚徒般的艰辛中一点点把生意做大。在巴黎，他同无数的温州人一起演绎了一个现代版的成吉思汗传说：攻城略地，无往不胜。

　　然而，在他神奇和风光的经商魅影背后，更多的则是“吃尽天下苦”的辛酸；财富的积聚让他快乐，也让他迷惘；他感到了自己的病痛，更摸到了自己的软肋……

　　2004年5月，刚从巴黎归国的温州商人——巴黎飞天皮具公司总经理张远亮在深圳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专访。以下是他的口述实录——

　　足足几年没见过巴黎的阳光

　　我的身世和国内的“温州首富”、德力西集团老总胡成中有几分相似——没读过多少书，做过裁缝小学徒。只是胡出生在裁缝之家，我出生在农民家庭。我有5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家里当时的贫穷现在想起来依旧让人辛酸。我们5兄妹长年累月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子不用说，因为买不起鞋，冬天我还经常打赤脚。尽管我当时学习成绩非常好，但读到初一我就主动辍学了。当时，许多邻里和同乡开始外出做工赚钱，强烈改变生存状态的愿望使我毅然地加入了这场外出的淘金之旅。

　　我开始在温州城里一家店里跟人学裁缝，后来给一家家庭作坊式的服装店做小工。1985年，我随一位朋友去了法国巴黎，在罗马火车站出口附近的一家温州人开的皮包店做工。

　　我之所以选择巴黎纯属朋友的介绍。那时我们满脑子都是赚钱的欲望，而既然有朋友牵线，巴黎就巴黎，哪里都不是为了钱和生存？这种简单的念头竟给了我无畏的勇气。我们那批去法的温州人很多，身份也各异：工人、会计、农民、手工业者、个体商人。那时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注定了我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这是当时华人仅有的两档生意———规模不大，经营状况良好。

　　因为以前没做过皮包，开始不会用机器，我便从粘胶水开始学。在这个只有十来个人的小皮包店里，许多新来的同事都和我一样：一切从头学起。但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非常可靠和卖力。所有工人每天都是15个小时做工，那时想着比住监狱的人还有些自由，也就扛过去了。朝九晚五的国内人是绝对无法想象我们的艰辛的。我刚到巴黎时，有整整5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夜里12点多了，我拎着饭盒收工回家，常常与其他同乡在街头碰到，大家只是疲惫地互相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但我们都把自己当成囚徒，所以看不见巴黎的太阳也没关系。一次我因为劳动时间过长晕倒在机器旁，一位年长的工友扶起我说：“我们温州人是青蛙，在水里会叫，在岸上会跳，这点苦算什么！”不服输的心理支撑下，我只喝了口水又毅然坐到了机器前。在这种囚徒般的艰辛中，我很快就学得一副绘图、剪裁的好身手。到后来我做皮包速度之快，在巴黎同乡里都出了名。

　　几年之后，因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我搬到了塞纳河边的“寺庙街”，开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店——飞天皮包厂。我的创业在当时看来顺理成章。在所有人都有了小小的手艺和资金积累之后，温州人最乐于称道的群体抱团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最初小老板的起步资金几乎不需要很久的积累，有人要开店，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我记得很清楚，自己最早开工厂时只有10万法郎的存款，六十几万的投资都是朋友们凑来的。慢慢赚了钱，我再一点一点地还回去。

　　“寺庙街”现在是一条典型的“温州街”，沿街铺天盖地的中国超市、餐馆、服装店、理发店招牌，看得人眼花缭乱。扎着围裙、奔跑着忙碌的温州人，甚至没有抬头跟你打个招呼的时间。但在80年代初，这里还完全是犹太人的地盘，我们只能拣人家扔掉的布头。然而，因为我们的到来，有着商界老大身份的犹太人的地位开始动摇了，因为他们第一次面对做工不要命的温州人。我们苦干不唯什么主义和理论，练滴水穿石的功夫，这是任何商业字典里都找不到的路数。犹太人渐渐开始出卖店铺给我们，后来温州货的畅销势不可挡，犹太人的店里居然也写上了中文。而今天，这条街已经名正言顺地归温州人管辖，犹太人选择了退出。

　　在这条“寺庙街”里，我也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走向了不惑之年，从一个创业者成了拥有近千万资产的小老板。我很幸运，终于在巴黎这样的异国他乡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更幸运，自己亲自参与并目睹了温州人在巴黎的“发家史”——仅巴黎地区，温州移民的数字已有15万，温州人的店已经火爆延伸至巴黎郊区几十个省。现在，国内很多人把我们在海外的创业说得神乎其神，光环夺目，其实，我们的海外财富史完全是一部辛酸史，血汗史。

　　赚几百万易，赚几千万难

　　我初创业时租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30平方米，一台机器每天转，再加一张桌子，晚上用来睡觉，白天用来做工。工人是回乡找的亲戚朋友。我们来巴黎的温州人几乎都是这样：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我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包，别人卖25块，我卖20块。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市场很快就光亮起来。

　　在整个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皮包生意红火的时期，几乎所有温州皮包厂走的中低档产品的路子，都获利丰厚，我也自然不例外。那时普通收入的女顾客也要隔段时间换个新包用，这成了我们不间断的客源。80年代末生意最好的时候，工厂的订单像雪片一样，早晨出了货，中午还有电话来催货。怕的倒是你没力气。

　　我就这样几块钱几块钱地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意，滚雪球似的，不但越做越红火，规模也不断扩大。几年下来，我手里握着的财富有了数千万，拥有了数十员工，几个宽大车间。

　　但我很快发现，在巴黎，我们温州人做几百万的生意易，做上千万的生意就困难了。这就是很多人总结国内温州老板的问题——遭遇成长“天花板”，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成长瓶颈。我们在海外更是如此，这几乎是所有温州人的通病。

　　形成这种“成长天花板”最主要的原因源自家庭作坊的管理模式。与其他法国或犹太人的店不同，我们温州人不会另请外人做会计或员工，所有管理都是夫妻俩或加上孩子来完成。这些模式适合于早期家庭作坊起步阶段。但做到一定程度，问题就来了——企业制度结构、企业家素质以及领导体制，都成了继续做大的障碍。

　　在最初的皮包生意里积累了一定资金后，我也曾考虑“钱生钱”的问题。但法国是个多民族、人种混杂的地方，人们可以在法律的边线内自由生活，但这个边线又足够严格。商业规则也是如此。90年代初，头疼的“黑工问题”曾使许多温州人的生意遭受重创，严重的还要跟警察局纠缠数月之久。那时的温州工厂除了偷渡过来的既懂机器又说温州话的工人以外，根本不可能请到其他工人。这些人没有法国居留证，只能“黑”在厂里，无法报税。老板们唯一的选择也只是冒险。在温州街，我记得曾遭到过巴黎警察、税务、移民等部门的联合封街突袭检查，黑工、逃税的店铺要关门和重罚，有的店曾因此一次损失近千万元。还有面料成分与标签稍有不符，当即要销毁所有产品。一段时间，温州店主都如坐针毡。

　　加之银行系统对个人账户和资金问题的审查非常较真，以及高税收的政策，我对生意的继续上升之路，显得犹豫和谨慎起来。做了一辈子生意的我心里很清楚，我们被说成“中国犹太人”，在生意场上也的确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态势，但我们并不真的具备与犹太人等同的力量。犹太人基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都有着最优秀的表现，而我们温州人的软肋是文化。除环境因素以外，有限的法语水平和在思想领域很少真正与法国社会沟通，制约了我们更大胆地尝试新领域。

　　现在回头来看，我们走的并非是一条牧歌式的迁徙之路，其中更有许多黑暗和孤独里的抗争。我们可以随遇而安，没有很强的家园概念，但我们却只能做着成功的小生意，鲜有庞大的集团。这也是我后来之所以选择回国开公司的原因。巴黎，毕竟是外国人的地盘啊。

　　回国竟然“水土不服”

　　1995年，国内出现了招商引资政策，许多海外的温州人开始把钱拿到国内来投资。我一时心血来潮，也回温州做了一家皮包厂和化妆品厂，请朋友经营管理。

　　但远在巴黎的我，并不了解国内盛行的吃回扣风。直到有一次，我回国买东西，售货员机械地问了句：发票开多少？我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两家厂的经营都十分平淡，加上自创品牌化妆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几年以后，两家厂先后关门和转让。

　　在海外艰难生存了下来的我竟然在国内遭遇了“水土不服”！

　　当然，敢于到任何地方赚钱的温州商人既然被喻为追逐“金钱水草”的游商部落，自然有他们很快适应环境的特殊本领。许多从巴黎杀回国内的温州商人在国内再次红红火火起来。我在“寺庙街”里的一位朋友，回国后在济南看好了那里“团购房”的巨大潜力，经过合理的考察和预算之后，他与人合资近6亿，开发了市中心占地20万平米具欧美风格的“巴黎花园”。他们与房管部门合作，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付清了土地款。目前，这个沿缓坡向上、具有极高绿化水准和强烈立体感设计的花园小区将全面进入施工阶段，朋友对它未来的收益充满期待。

　　而我在回国的温州商人中或许是个例外——天生不晓得和当官的打交道。而国内的许多生意，没有当官的支持几乎寸步难行。直到2003年，我才开始 “第二次回国创业”——在宝安建了一家皮包分厂。内地工厂不但引进了先进的制作技术，成本也大大低于在巴黎制作的消耗，在国内设厂，在巴黎销售，我想应该获利更丰。

　　在巴黎，作为几十年没有周末假日、日夜工作的早年移民群中的一员，尽管我的腰包鼓了起来，但骨子里始终有着一种难以言说和无从释放的自卑——我们确实是老板了，但远不是贵族。所以，我对尚在读书的儿子一再强调：皮包生意是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作为温州的下一代，你们要读好书，要有学问和身份，简单、高雅、主流地生活。财富也许一夜就可以获得，高贵可能几代人都难求。据我所知，多数在巴黎的温州商人有着和我同样的观点。

　　但令我惊讶的是，我在国内见到的许多温州老板，富得流油起来的同时道德却日益侏儒化、动物化。批评者指出，温州的富人阶层有三个特点在民间颇受关注：一是天价离婚，最高离婚费达8位数天价；二是相当多的半文盲老板自从有了名利后，在一夜之间也有了令人咋舌的高学历；三是相对有社会影响力的老板陆续介入政坛。权力和财富织就温州的社会关系网，构成了后改革时代温州的一道风景：在温州没有关系就有关系，有了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找了关系就没有关系。

　　这常使我想起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渔夫对一个劳动的渔夫的笑话：你捕鱼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好好的生活吗，我现在不就已经好好地在太阳下享受生活吗？如果我们四处漂泊、赚钱仅仅为了享受、炫耀和寻找权力，那我们还不如那个晒太阳的渔夫。在我看来，财富品质是一个老板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财富的终极意义的支点。从前些年的温州假货横行，到现在的温州炒房团被骂成“过街老鼠”，我认为温州商人如果不在财富品质上彻底改良，“中国的犹太人”将永远无法真正高贵起来。

　　温州的一家媒体在一份调查问卷中提出“你愿意嫁给哪个温州老板”的隐秘话题，有40%的女性受访者填写了这道问题，并直接填上自己喜欢的温州老板，指名道姓以身相许。今年春节，我把这一调查现象告诉尚在求学的儿子时，他极不解地说：“这些女的怎么啦，嫁不出去了啊？”然后头也不回地盯着电视，上面正播放着一台巴黎大型艺术展。

　　看着儿子的不屑，我突然转过头去，莫明其妙地泪如雨下。我不知道，我的泪是为我自己而流，还是为千千万万的温州商人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