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末，我开车去参加同学聚会。车行至一个右拐弯处，我眼角余光瞄到左侧有一辆红色的别克车正在加速超车！在拐弯处超车是极其危险的，我赶紧急刹车。由于刹车太急，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前挡风玻璃上。幸好，玻璃没碎。我呆坐了两分钟后，缓过神来，转头去看别克，发现它已撞在了路中间的护栏上，窗玻璃溅得满地都是。我忙下车奔去，车主满脸是血，失神地望着我。我忙不迭地道歉，并马上打了急救电话。10分钟后，救护车到了。医生给他做了全面检查，发现除了头部外伤外一切正常。这时，警车也鸣笛而来。他们简单勘察现场后，要带我到警署去。看着别克司机痛苦的表情，我心里很难受，临走又说了一遍“对不起”。

　　警员分别对我们做了调查笔录。很快，他们形成了意见：别克是受害者，我负责赔偿他135美元的医药费。我糊涂了，他违章超车怎么还要我赔偿？警员的解释是：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难以调查出真相。根据别克司机的口供和他们自己亲耳所听，我在第一时间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所以我负全责。我简直要气疯了，一声礼节性的“对不起”怎么成了定罪的证据？经过半个多月繁琐的诉讼、取证、申辩，法庭最终给了我一个公正的评判。官司虽然赢了，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后来，和一位来美国多年的同胞讨论中美两国的礼仪文化，他说，其实美国人也很注重礼仪，只是他们比较“实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且，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很强，不轻易否定自己。看来所谓“好心没好报”，就是对我这两次言行的验证。（摘自《世界报》）

　　(文/提泰 中国移动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