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引导不宜强行
以许多媒体宣传的贯彻左行右立制度比较良好的香港为例，其之所以左行右立推广的比较好，就我分析有如下两个重要的原因：一、香港的自动扶梯普及率相当高，在绝大多数地铁站里面，往往楼梯的数量有限，甚至压根没有楼梯。这意味着，在香港自动扶梯几乎是地铁中所有人的唯一交通工具，于是，匆忙赶时间的人除了搭乘自动扶梯外没有其它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左行右立是一种人性化的谦让。然而在上海，绝大多数地铁站中自动扶梯旁边都是配置楼梯的，而且楼梯的宽度往往还胜过自动扶梯，这样，要赶时间的人完全可以走楼梯，在自动扶梯上保留快速通道意义并不大。二、香港是一个生活节奏相当快的城市，所有人的步伐匆忙，香港喜欢在自动扶梯上行走的人很多，在自动扶梯上为行走者让路，是少部分人迁就多数人。但是在上海，似乎有类似习惯的人相当少，左行右立成了绝大多数人迁就极少部分人的现象。
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左行右立是一种低效率的运输方案，考虑到上海地铁大多数时间的拥挤情况，我不认为这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所谓“文明”有多大的意义。当前在沪上地铁站扶梯运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谈左行右立是有些超前了，即便是在香港，一旦遇上上下班高峰，同样是将左行右立抛诸脑后的。
我认为，左行右立并不是一种普适的“文明准则”，我更愿意将其看作在特定硬件环境下（即没有楼梯，仅有自动扶梯的条件下），对有着不同行路习惯的人之间所达成的一项优化选择。而在上海，无论是从硬件环境还是人们的行路习惯来讲，似乎并不需要通过左行右立制度来达成这种优化。倡导人们在地铁非繁忙时段，有条件的地铁站推行左行右立的确有利于展现上海市民的文明素质，但不宜将左行右立在所有的时段、所有的地铁站强行推广。
吕焘
一律如此实无必要
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莫斯科留学，经常乘坐地铁，人们乘自动扶梯时左行右立是很自觉的。由于那里的地铁很深，一旁并无步行楼梯（似乎也难以设置），因而对急需者左行右立是唯一可行方案。此外，地铁列车密度甚高，一两分钟就有一列，自然就不会太拥挤。我体会那时的文明出行主要表现在：主动让座、衣冠整洁、不大声说话、年轻情侣无过分举动等，偶尔有醉酒者唱着、笑着、哭着进入车厢，那将被大众认为是极不文明丢脸的事。九十年代再在莫斯科乘坐地铁时，似乎文明程度有所降低。
反观上海轨道交通站点一般都较浅（或抬高不多），在自动扶梯上的时间亦不长，自动扶梯旁还有步行楼梯，急需者完全可以利用步行楼梯。高峰时段应以尽快疏散乘客为主，此时再让自动扶梯仅发挥二分之一的效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在自动扶梯上站立者的左侧形成连续不断的一列步行前进的乘客，如老弱妇孺在右侧站立，年轻力壮者在左侧前行，这倒是可以提高自动扶梯的运输效率，但这样安全否？实际否？在上海用左行右立来提倡文明出行是有些脱离实际，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上海有些轨道交通站点在高峰时不仅自动扶梯上挤满乘客，步行楼梯上也如此，可能多数人都是急于上班，此时只能大家都忍耐些才是文明的表现。
我觉得早些起程，不要在大众面前展现会影响他人的“急需”，也是文明的表现。政府部门为公众考虑得更多更细，更是文明的表现。在非高峰拥挤时段，乘客能在自动扶梯上左行右立当然很好，但不拥挤在车门口、先下后上、主动让座、不大声喧哗（或打手机）、衣着不过分暴露、年轻情侣举止恰当、车厢内无乞讨无小贩等，也都是轨道交通文明的体现，需要我们不断予以注意。
郭泽弘
辩证对待防止绝对
自动扶梯左行右立不是一种制度，只不过是文明出行的一种方式，应该提倡，但不应强求，因此，不存在与国际惯例“硬性”接轨的问题。我们提倡左行右立，就像要求人们在乘车时先下后上一样，目的是为了培养市民一种自觉行为和谦让精神，使人们逐渐养成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的良好习惯。其实，左行右立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出行和交通问题，而是市民的习惯和素质问题。
一般来说，自动扶梯应该左行右立，但这不是交通法规，这与“红灯停，绿灯行”是有区别的。在高峰时段乘客拥挤等情况下，倘若左行右立会产生排队等候等消极影响，那么，完全可以灵活掌握进行“微调”。当然，如果遇到赶时间“左行”的人，我们还是应该向右靠一靠，不能要求他“完全可以借助于一旁的步行楼梯”。我们不要强求别人“怎样做”，应该要求自己“从我做起”，这样，才能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薄言
意识先行，文明才能跟上
我们常说文明要从我做起，乘自动扶梯虽说是小事，却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文明修养。作为个体来讲，不能因为自动扶梯人流汹涌，就可以放松自律，淡化头脑中左行右立的意识，所谓清者自清，就体现在这种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小事之中。
当然，同国际惯例接轨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轨道交通的高峰时段，要留出一溜左行空档来，的确有点勉为其难，也不利于人流的快速通过，尤其是旁边有步行扶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地铁工作人员就要发挥好疏导和管理水平，包括暂时变通一下左行右立的规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然，就有点像一则寓言中描述的那样愚钝可笑：一老一小坐驴、牵驴还是抬驴？总之，具体情况可以区别对待，但我们不能因为客流量大而否定左行右立的良好习惯，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心动，才能行动。
许华建
志愿者微笑提醒
我是倡导左行右立志愿者团体的一名普通站点领队，与队友参加几次活动后发现，随着全市左行右立活动的持续深入，不少市民在乘电梯时已能自觉遵守这一规则，而当我们志愿者微笑着向一时忘却遵守规则的人发出“谢谢配合”的提醒时，常常还会得到“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善意回答，看到这种场景让我很感动。
然而，一些截然相反的现象也让我们志愿者感到十分无奈。比如，一些情侣习惯了在电梯上亲昵地并排站立，即便向他们发出提醒也往往置若罔闻；一些刚到上海的客人，他们对左行右立很陌生，经常会用疑惑的眼神来回答志愿者的提醒；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似乎完全不在乎左行右立的规矩；有的携带较大行李的乘客喜欢将物件放在与自己平行的位置上；还有一些乘电梯的人抱怨左行右立这条国际惯例不适合国情而我行我素。
我个人认为，左行右立既然是一条国际惯例，就应该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使之深入人心，而不要仅仅流于形式。其次，建议在电梯中间划上明显的粗黄线来替代贴在扶手上的提醒标语，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或许会对缺乏自觉性的人更有作用。
孙继红
应该多为他人着想
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坐自动扶梯时，我就注意到中间有一条分界线，它有什么含义？为什么电梯要设计成两个人的宽度？大学里我参加了志愿者培训，了解到原来国外的礼仪是“左行右立”。为这种创意叫好的同时，我也欣然接受。从那时起，我乘自动扶梯就一直自觉地留出左边的位置，方便于人。我想自己可以坚持做到这一点，源于父母从小言传身教的教育。所以，不仅仅是乘电梯左行右立，过马路不穿红灯，垃圾一定要扔进垃圾箱，进出为后面的人把门，买好东西向售货员说声谢谢……这些都已经成为我举手投足间都能做到的小事。其实做到这些并不难，只要多为别人着想，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记得几年前上海曾经搞过“七不规范”行动。公共汽车牌后面、马路围栏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朗朗上口的宣传语，一场全社会参与的礼仪运动搞得风风火火，效果非常好。一直以来，我们都要求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而不是填鸭式教育，可是这一转变需要时间和耐心，并非一天两天的说教就能做到，需要学生、老师、社会的长期磨合。同样道理，推广左行右立理念也不可操之过急，需要慢慢让大家接受。比如通过电视、平面媒体、志愿者行动来宣传，从父母做起、从老师做起、从年轻人做起，互相影响互相提醒，这不是一种累赘，而是一种好习惯。
也许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适应，但慢慢就会成为一种习惯。我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不仅仅是左行右立，生活中很多方面多为他人考虑一些，我们就能做得很好。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谦和礼让成为上海的风景。
冯璇
“人性化”是最高原则
乘自动扶梯该不该左行右立，反对者有很多反驳理由：比如左行右立不符合中国国情，浪费电梯运能，有急事的人应该爬楼梯等等。笔者认为，上述理由看似很有理，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人性化。
左行右立之所以成为国际惯例，就是因为它带有浓浓的人性化气息。留下通道，给需快速通行的人提供方便，体现了一种关怀和爱意，更体现了文明社会的良好秩序。而一窝蜂地涌上电梯，虽然自己占据了“有利位置”，却堵住了方便他人的通道，说得严重点，这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现实生活中，自动扶梯很多，而楼梯要么没有，要么很少，要么隐蔽在偏僻的角落，让有急事的人舍弃电梯去爬楼梯，也是不人道的。
退一步说，即使左行右立“浪费电梯运能”，但只要为哪怕一个人提供了方便，那也非常值得。上班高峰时段，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赶时间，其中赶得最紧的，才是少数人，正是左行右立能够为他们提供一条“快速通道”，他们也最需要利用这条“小道”通行无阻。我们应当大力培育“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对少数有急事的人提供一点方便，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们经常看到诸如某航班为了让孕妇乘客安全分娩而提前降落，某地为了挽救一个病危患者而展开“千里大营救”的新闻，这些看似都属“小题大做”，“浪费资源”，但都充满了浓厚的人性关怀，让我们心生感动和温暖。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对人的关爱、人性化更重要的呢？孙刚
有助乘梯安全
很多人都习惯上下楼靠右走，但乘自动扶梯时人一多，一些人就会顾不得了，往往想到自己便利，见左面有空档就站上去再说，久而久之习惯随便站了。加之电梯上经常有人将行李放在一侧占了一个人的位置，导致电梯上产生一个个“堵点”，不仅难以让赶时间的人通过，而且也不利于紧急状态下快速疏散人群。
我觉得，在上下班高峰拥挤时段，尽可能维持一个安全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乘电梯时大家都靠右站立，让出左侧的空档，这既能给想快步通过的人让条道，对于万一发生紧急情况需要给电梯上的乘客腾出安全空间也有帮助。所以说，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既体现文明也有助于安全。郑昌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