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仁寿：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的典型坐标

　　对于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并列的温州模式，张仁寿对其基本的界定是六个字：“民营化、市场化”。他认为，温州模式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又是经济发展模式，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其核心的竞争力主要是由于产权清晰和劳动力价格低等带来的低成本优势。 2008年7月14到18日，张仁寿教授受邀参加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大家对温州模式的普遍关注也证明了温州经济在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具有的标本意义。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中国著名企业家、政府官员和中外著名学者，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和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均出席并积极参加讨论。在为期五天的研讨会中，没有一天不谈到温州。大家对温州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争议的焦点不是针对改革方向，而是由于大家对温州经济改革历史和现实情况了解程度不一而导致得出不同的结论。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逐渐趋同

　　温州模式既然是相对于苏南模式被提出，总会被大家拿来对比一二，尤其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姓“社”姓“资”、孰优孰劣的争论，更是持续了近20年。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后，随着两种模式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人们认为两种模式不再是简单的较量，更不是讨论哪一个模式向另一个模式“缴械投降”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探讨两种模式的融合、整合和对接。

　　正如张仁寿教授所言，最近10年，两种模式正逐渐趋同化。上世纪80年代，两种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温州模式强调民营化、市场化，苏南模式则强调集体经济和政府干预。温州经济发展起点低，但其注重产权清晰、市场调节和企业家自主决策的制度创新代表了改革方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苏南模式也是朝着温州模式所代表的改革方向进行调整。苏南如仅仅依靠民间力量和内资是不足以推动其制度改革的，其主要做法是大规模的引进外资，同时积极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从而使企业产权结构和决策机制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企业制度上基本完成了从单一集体公有制到多元化产权主体的股份制改革。今天，苏南模式已经逐渐向温州模式靠近，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同时，苏南在引进外资创新当地企业的制度结构、发展当地经济上，也远远走在温州前面，也是值得温州学习的。

　　引进外资的短板

　　“温州经济在发展动力上，主要依靠内源力量、民间力量，大力鼓励民间投资，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使千家万户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是内源性民间力量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但是，引进外资一直是温州发展的最薄弱环节，外资引进数量小、质量差，没有一家500强企业在温州投资。”张仁寿教授对于这种现状充满忧虑。

　　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扩大开放、引进外资是一条捷径。张仁寿进一步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温州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温州开放程度不够，但是，直到今天，温州也没有改变这一短板。这几年，温州引进外资数量表面看起来比已往增加了，但温州引进的外资很多是“假外资”，也就是一些温州人在海外注册一个公司，再利用我国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在国内投资。比如在2006年，温州市政府确定引进外资的目标是3亿美元，年底也达到了这个要求，但多数是技术含量不高、规模不大的“假外资”，对温州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根据张仁寿分析，温州引进外资薄弱，原因可能是：温州是走的是一条内源性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先在国内发展区际贸易，再开拓国际市场；先开拓产品市场，再发展要素市场，然后到全国各地和境外投资。由于温州民间资本充裕，也没有缺乏资本的压力。另外，可能也受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限制。温州以生产小商品为主，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步伐缓慢，现在基本上还是上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虽然，温州民营企业的规模在扩大，分工越来越精细，建立了品牌化战略，且注重发展连锁专卖店经营，但这只是具体组织模式的变化，并未使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温州一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可能是和其历史有关，在唐宋时期，该地就注重发展小商品、小工业，长期以来也就形成了特定的人力资本积累。温州现在也不像邻近的台州，后者虽然也是从劳动密集性的小商品起家，但现在已经逐步转向制造汽车、摩托车、船舶、医药化工等重化工业产品了。

　　困难、压力与应对

　　近几年，关于温州的“利坏”信息频繁出现。有消息称，2003年，浙江省11个省辖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大都在35-80%之间，温州却不足20%，同时，“温州炒房团”到外地炒房的资金高达300-1000亿人民币，资本输出严重；温州GDP在浙江的地位逐渐下降，已经成为二线城市，且不是二线城市的领跑者；除了原料上涨、出口受阻等市场因素外，银根紧缩、节能减排、新劳动合同法出台等宏观政策，正在进一步把长期处于“粗放式生产”的民企发展模式推向危险的边缘，如今温州20%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面对这些信息，唱衰温州经济、温州模式的声音逐渐增多。对于温州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以及各种唱衰的声音，张仁寿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着温州先发优势的逐渐丧失，再加上温州不利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温州现在更多地输出商人和企业家、资本和经营经验，正在中国及全球不停步地征伐。

　　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国内很多地方还在围绕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争论时，温州政府已经实行了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这就非常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遍地开花，形成了一支独秀之态势。从温州本身的资源禀赋来看，与浙江省其他地区相比并没什么优势，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率先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民营企业大发展。到了92年十四大，特别是97年十五大之后，全国各地都在提倡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意识形态的争论弱化，温州的制度优势缩小。而相反，由于先天的资源禀赋贫乏，土地、能源、人才等生产要素开始全面制约温州的经济发展，并且，在其他地方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下，因为资源所限，温州的寻租活动更加活跃，使得社会交易成本提高，限制了很多中小企业的发展。

　　但是，在张仁寿看来，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认识温州的唯一素材。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虽然温州GDP在浙江的地位下降了，但是温州的GNP却是不断增长，温州人越来越富，因为他们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经商。一到春节，就会发现，温州的路上停满了宝马等豪华轿车，三星级以上酒店爆满，温州人的消费能力异常惊人。而一过春节，又回复原状。因此，虽然温州出现了一些问题，温州的一个重要资源——温州的企业家才能还在，这就会扩大温州人经济的影响力。其实，温州在各地经商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温州企业家为那里输入了市场意识、管理才能和管理经验。套用毛泽东的话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而“温州模式则是市场经济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

　　张仁寿在7月参加的这次芝加哥研讨会上，还遇见了也来参加会议的温州开元集团董事长李跃胜，这位企业家更是对温州经济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虽然他承认，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对温州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他也表示，温州企业家、温州产业灵活性很强，能够适应各种挑战，在原先的产品经营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实际上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动脑筋从事资本经营。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确实有很多温州企业正逐渐实现或者已经实现从产品经营到资本经营的跨越。比如，很多企业进军金融业，2005年，浙江东日出资投入温州市商业银行，成为该行大股东之一。目前温州市商业银行正在谋求上市，

　　模式的终结还是创新

　　在质疑、批评温州模式的代表人物中，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因为，其从温州观察到存在着“人格化交易方式”等现象，做出了“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的惊人预言。其意在于，市场形态的进化是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发展，交易方式的进化是从人格化交易向以自由契约和法治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交易发展。但是，温州至今还是以人格化有形市场为主，少量人格化无形市场。靠的是人缘、地缘、血缘、同学缘，人格化交易机制的强度太大。因此，“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不过，张仁寿教授从史晋川教授值得反思的“悲观视角”切入，却得出了“乐观的结论”：这是温州模式的创新和扬弃，而不是终结。

　　关于张仁寿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1956年7月生于浙江乐清。1974年9月至1978年2月，任乐清市慎海中学教师；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在杭州大学经济系学习；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在福建师范大学读研究生；1984年12月至1988年9月，任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1990年7月至1992年7月，在瑞士圣加仑大学作访问学者；1992年8月至1994年12月，任浙江省社科院世界经济所副研究员、副所长；1994年12月至2000年3月，任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2000年4月至今，任杭州商学院（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副院长、教授。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政府城市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农村经济。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专著4部，合译著作1部，发表论文150余篇。研究成果曾十多次获得多种奖励，其中省政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来源：责任编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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