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观察员 樊琳琳
5月14日，温州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珍惜并擦亮“温州模式”金字招牌》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一个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在当下以及将来，“温州模式”是否还具有“中国价值”？
风雨跌宕30年，温州一路走来有其成就，也有挫折；受到过肯定，也曾被质疑。但当发展步入新常态时，就能说“温州模式”已经褪色了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从30多年前白手起家，到如今实现草根创富，温州人始终在丰富与改写“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精神，令其与时俱进，保持鲜活。即便是当下，“温州模式”也有其价值。
“厚脸皮”的温州人
温州，曾经这里只是浙江一个闭塞的、一贫如洗的穷旮旯。无论是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还是经济基础等，都没什么优势。是什么样的力量令腐朽化为了神奇？
20世纪70年代初，在温州的里屋和小巷中，无数小作坊和劳动力市场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温州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于是乎，“老百姓把脸面放在家里，跑到外头去做生意；领导干部把乌纱帽放在办公室里，跑到基层领着老百姓去办厂子”——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这样形容当时热火朝天做生意的温州人。
温州人“脸皮厚”，不怕失败，不怕碰壁，他们只有一个执念：要赚钱致富，要改变命运！这样的草根文化与敏锐的商业天赋在温州人身上得到了完美融合。
而温州人的这种敏锐与执拗，正是“温州模式”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1980年12月11日，温州人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从此拉开了“温州模式”30年发展的序幕。
■章华妹：中国第一位个体户
“可怕”的温州人
改革的征程从无坦途，“温州模式”的探索充满艰辛。但可怕的是，温州人靠着“白手起家”、“以小博大”的草根经济，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在改革开放初期，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坚持走市场化的过程中，温州人开创了许多个中国“第一”：从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座农民城，到“土地转包”、“挂户经营”、“浮动利率”等等。“温州模式”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
草根的力量是惊人的：1970年代末，温州仍有2/3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80年代的十年中，温州农民人均收入从全国最低之列，升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0%。
回顾33年来温州人艰难的财富之路，随着市场改革大环境的起落，舆论对温州人的褒贬也随之起落，或言天使，或言恶魔。但没有人会否认温州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自下而上草根创富的最大群体。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如果说“苏南模式”是正规军作战，那么“温州模式”就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艰苦耐劳又思路活络的温州人，凭借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克敌制胜。
著名作家莫言曾说：世上凡鸟儿能飞到的地方，便有温州人的足迹。温州人的市场从未囿于故乡的一亩三分地，赚全世界的钱才是温州人的“野心”。
坊间用四个“千”来形容温州人的“可怕”，即“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地艰苦创业”。有此四“千”傍身，温州人不致富，谁致富？
■世界温州人大会现场
“功利”的温州人
但是，光有上面这些，尚不足以使得温州人成为“东方犹太人”。
“温州模式”得以在一片质疑声中萌芽、成长，少不了温州历任主政者的支持与背书。他们有些虽非温州籍贯，但作为父母官，也可属温州人之列。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时称“八大王”的8名个体户被以“投机倒把”和“扰乱市场秩序”等罪名逮捕。受此事件影响，温州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
在这场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中，有人迷惘、有人迟疑，也有人选择进击。
据报道，1981年8月，当时浙江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带着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偏见”，调任温州市委书记。然而，当如何真正解决老百姓温饱的现实问题摆在眼前时，这个曾自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的人，最终选择与温州百姓并肩而行，成为奠定“温州模式”的关键人物。
■袁芳烈
随后的1985年12月，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董朝才接替袁芳烈调任温州。然而在现实与理论的博弈之下，他也得出了“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的结论。
除了袁、董等父母官，一些温州的基层公务员也有着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从金乡镇信用社利率改革，到苍南县钱库镇办私人钱庄，这些发生在80年代的改革突破案例，也无一不是在基层领导的果敢尝试中得以实现的。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对“温州模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而生。而最终平息争议的，常常是看似“功利”，却务实有效的改革实践。
2003年上半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二，上千家企业外迁、上千亿资金外流，出口产品频频遭遇各国反倾销案起诉……
主政温州伊始，便逢温州遭遇“成长的烦恼”，彼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浙江省长李强，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温州人，恐怕也头疼和担忧过。
当“温州模式行不行”的质疑声响起，李强选择正视挑战，在外界的争论中埋头前进。他通过实施“一港三城”新战略，挖掘“软性战略资源”，打造“国际性轻工城”等多重举措，用实际行动驳斥了“温州模式过时论”。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温州人在面对改革中遭遇的困阻和质疑时，所做出的“功利”选择，正是对这句话的现实写照。而这“功利”的背后，是历任温州主政者们的胆识、魄力和务实精神。
爱折腾的温州人
几天前，李克强总理走进了中关村的一家咖啡馆，看到咖啡杯上有句话——“生命不息，折腾不止”。他将这行字读了一遍，笑着说道：你们的折腾就是创新啊！
而“创业创新”正是中国在加快培育的经济发展新动力。
那么这和“温州模式”有什么关系呢？
“温州模式”包涵着敢为天下先，敢于吃苦的精神。用通俗点儿的话说，就是温州人爱折腾。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便曾指出：“温州作为国家和浙江省多项改革的‘试验区’，是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地方，是个能出经验、出好经验的地方。”
近年来，温州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一些人对“温州模式”的信心有所动摇。但面对挑战，“爱折腾”的温州人并没有气馁，而是努力寻找发展的新引擎。
温州素来就是一个全民创业的城市。看往昔，不管是执著追求“中国农民轿车梦”而不惜耗尽千万家财、背上沉重债务的叶文贵，或是成立中国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的王均瑶，抑或是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温州老板”们，个个都是“折腾”的一把好手。
看今朝，温州高新区崛起3大创客空间，培养输送优秀创业人才；超百人入选“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增速全省名列前茅；温州还于去年8月推出了14项财税配套政策，扶持温商回归创业创新……这桩桩件件都为爱折腾的温州人提供了广阔的创新创业空间，也是温州努力向创业创新“借力”的证明。
■温州源大创业园
除了创业创新，温州去年还通过实施温商回归“领头雁工程”，出台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实施助企强工“十条新政”等多项举措，保证了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数据便是最好的证明：2012年，温州GDP增速6.7%，低于浙江全省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2013年，这个差距缩小到0.5个百分点；而到了2014年，差距进一步缩小，仅0.4个百分点，实现GDP总量4302.81亿元，仅次于杭州和宁波。
其实，说温州人“功利”也好，“可怕”也罢；厚脸皮也好，爱折腾也罢，归根到底是他们身上那股子温州人精神，使得“温州模式”在改革发展的征途中与日俱“新”，继往开来。
“改革开放30多年风风雨雨，每次温州都是成功突围，突围的背后就是靠温州人。”去年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省长李强参加温州代表团审议时便曾这样说。
温州人是“温州模式”最宝贵的财富。也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艰苦创业、努力创新的温州人，“温州模式”将永不褪色。。
著名作家莫言曾说：世上凡鸟儿能飞到的地方，便有温州人的足迹。温州人的市场从未囿于故乡的一亩三分地，赚全世界的钱才是温州人的“野心”。
坊间用四个“千”来形容温州人的“可怕”，即“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地艰苦创业”。有此四“千”傍身，温州人不致富，谁致富？
■世界温州人大会现场
“功利”的温州人
但是，光有上面这些，尚不足以使得温州人成为“东方犹太人”。
“温州模式”得以在一片质疑声中萌芽、成长，少不了温州历任主政者的支持与背书。他们有些虽非温州籍贯，但作为父母官，也可属温州人之列。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时称“八大王”的8名个体户被以“投机倒把”和“扰乱市场秩序”等罪名逮捕。受此事件影响，温州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
在这场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中，有人迷惘、有人迟疑，也有人选择进击。
据报道，1981年8月，当时浙江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带着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偏见”，调任温州市委书记。然而，当如何真正解决老百姓温饱的现实问题摆在眼前时，这个曾自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的人，最终选择与温州百姓并肩而行，成为奠定“温州模式”的关键人物。
■袁芳烈
随后的1985年12月，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董朝才接替袁芳烈调任温州。然而在现实与理论的博弈之下，他也得出了“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的结论。
除了袁、董等父母官，一些温州的基层公务员也有着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从金乡镇信用社利率改革，到苍南县钱库镇办私人钱庄，这些发生在80年代的改革突破案例，也无一不是在基层领导的果敢尝试中得以实现的。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对“温州模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而生。而最终平息争议的，常常是看似“功利”，却务实有效的改革实践。
2003年上半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二，上千家企业外迁、上千亿资金外流，出口产品频频遭遇各国反倾销案起诉……
主政温州伊始，便逢温州遭遇“成长的烦恼”，彼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浙江省长李强，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温州人，恐怕也头疼和担忧过。
当“温州模式行不行”的质疑声响起，李强选择正视挑战，在外界的争论中埋头前进。他通过实施“一港三城”新战略，挖掘“软性战略资源”，打造“国际性轻工城”等多重举措，用实际行动驳斥了“温州模式过时论”。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温州人在面对改革中遭遇的困阻和质疑时，所做出的“功利”选择，正是对这句话的现实写照。而这“功利”的背后，是历任温州主政者们的胆识、魄力和务实精神。
爱折腾的温州人
几天前，李克强总理走进了中关村的一家咖啡馆，看到咖啡杯上有句话——“生命不息，折腾不止”。他将这行字读了一遍，笑着说道：你们的折腾就是创新啊！
而“创业创新”正是中国在加快培育的经济发展新动力。
那么这和“温州模式”有什么关系呢？
“温州模式”包涵着敢为天下先，敢于吃苦的精神。用通俗点儿的话说，就是温州人爱折腾。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便曾指出：“温州作为国家和浙江省多项改革的‘试验区’，是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地方，是个能出经验、出好经验的地方。”
近年来，温州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一些人对“温州模式”的信心有所动摇。但面对挑战，“爱折腾”的温州人并没有气馁，而是努力寻找发展的新引擎。
温州素来就是一个全民创业的城市。看往昔，不管是执著追求“中国农民轿车梦”而不惜耗尽千万家财、背上沉重债务的叶文贵，或是成立中国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的王均瑶，抑或是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温州老板”们，个个都是“折腾”的一把好手。
看今朝，温州高新区崛起3大创客空间，培养输送优秀创业人才；超百人入选“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增速全省名列前茅；温州还于去年8月推出了14项财税配套政策，扶持温商回归创业创新……这桩桩件件都为爱折腾的温州人提供了广阔的创新创业空间，也是温州努力向创业创新“借力”的证明。
■温州源大创业园
除了创业创新，温州去年还通过实施温商回归“领头雁工程”，出台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实施助企强工“十条新政”等多项举措，保证了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数据便是最好的证明：2012年，温州GDP增速6.7%，低于浙江全省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2013年，这个差距缩小到0.5个百分点；而到了2014年，差距进一步缩小，仅0.4个百分点，实现GDP总量4302.81亿元，仅次于杭州和宁波。
其实，说温州人“功利”也好，“可怕”也罢；厚脸皮也好，爱折腾也罢，归根到底是他们身上那股子温州人精神，使得“温州模式”在改革发展的征途中与日俱“新”，继往开来。
“改革开放30多年风风雨雨，每次温州都是成功突围，突围的背后就是靠温州人。”去年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省长李强参加温州代表团审议时便曾这样说。
温州人是“温州模式”最宝贵的财富。也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艰苦创业、努力创新的温州人，“温州模式”将永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