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得非常突然——2018年4月，摩拜被美团全资收购。

“很遗憾。”消息公布的当天，戴威在员工群里说道，“现在只剩下我们了。”

“如果说一开始我们还有参与，后来就不是我们的游戏了。”熊猫资本的方一涵说。摩拜卖身美团的决策是私下进行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对这个事情有决定权的人才知道”，大多数股东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告知。

熊猫资本的李论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方一涵记得老板的反应，“是空落落的”。那种失落源自一场战争突然结束，让人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对于像熊猫这样的中小基金而言，不知道下一个像ofo这样万众瞩目的案子何时才能再碰上，甚至还会不会碰上？

摩拜宣布与美团合并的那一刻，失落的绝不止被孤独抛下的戴威和优雅谢幕的胡玮炜，更包括两家公司里曾参与战斗的一线员工。梁铮形容那种感情是“从最初的互相瞧不起，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他与摩拜地面运营的关系要好到曾被邀请到对方的婚礼上喝喜酒。酒桌上除了他，全是摩拜的员工，大家嬉笑地互相调侃对方产品的缺点，氛围“欢快友好”。

摩拜合并后，两人还保持着联络，但那次酒桌上的快乐再也不会出现了。前不久梁铮在微信上问候摩拜的运营主管，对方回答：哎，也裁员了。

2019年，ofo总部办公室内贴满横幅：“血战到底，逆风翻盘”；“极度渴望成功，愿付非凡代价”……经历搬家、供应商上门催债、退押用户围堵等风波后，戴威给员工的公开信越来越频繁。那个月，ofo的员工只拿到一半的薪水。

许多员工至今无法从那种失落中走出来。程凌睿离开ofo后，回到了她所熟悉的CBD，重新过上了高跟红唇的office lady生活。但她却发现自己奇怪地开始怀念起那段穿球鞋、戴眼镜、不化妆，下了班一帮人去撸串的日子。过了很久，她形容那种感觉为“梦醒了，一切都结束了”。她不愿在朋友圈给缅怀ofo的内容点赞，因为每次点完，都会收到一大堆前同事们的点赞提醒。

“每个在ofo工作过的人，都需要一个心理医生，”她感叹道，“毕竟，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纪录片《燃点》导演关琇曾经见证过戴威意气风发的时刻。那时候，ofo的logo还高高竖立在理想国际大厦楼顶。戴威吃着盒饭，抬头望了望窗外的北大。“我现在在办公室能看到校园，这是不忘初心。”

如今的理想国际，已不再有ofo。北大呢？一位北大保卫部的工作人员谈起ofo的事情，情绪有点儿无奈。他希望ofo不要从校园撤出，因为学生们自己已经没有自行车了。保卫部建了一个联合管理群，里面有北大校务办、保卫部和ofo运营，最初运营有36人，如今，只剩一个了。他给戴威的建议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如回北大把学校里的车做好。必要的话，可以把办公室搬到保卫部二楼。”

听说ofo的押金现在退不出来，他有点儿不敢相信，决定亲自验证一下。他当场充了199元，在发现真的退不了后，他愣了一下，接着摆摆手说：采访就进行到这里吧。

以全球的地点命名的会议室跟随着ofo从理想国际大厦搬迁到互联网金融中心，仍然保留着。除了北京、纽约、圣何塞，还有斯瓦尔巴德、乌斯怀亚——世界最南端的小城。这背后蕴藏着ofo的愿景：“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但这个初夏的街头，不光是ofo，街面上其他品牌的共享单车也少了许多。

吴国勇在刚刚过去的冬天走访了王庆坨，中国共享单车供应商的聚集地，一个因生产自行车而闻名的镇子。因大量共享单车企业的倒闭，拖欠的尾款和囤积的单车令数不清的工厂栽了进去。当地人告诉吴国勇，这里没有人再愿意谈论共享单车了，“一切都已清零”。他造访了一处正在拆解小蓝单车的工厂。在刺耳的电动工具声里，来自河南的工人们正用播放器大声播放着流行歌曲《凉凉》。

时隔几个月，吴国勇带着《焦点访谈》的记者再访王庆坨时，舆论风向已经变了。当地官员言之凿凿要给王庆坨正名：“共享单车在王庆坨的自行车行业里占比很小。”

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吴国勇还在继续拍摄共享单车坟场的照片。自从他的摄影作品发布后，各地政府下令整治，大部分单车坟场已经消失。他说他常常想起在杭州下城区的一处单车坟场，紧邻着一栋衰败的旧居民楼，楼身的墙面已经斑驳，石灰掉了一地，楼顶却挂着一面LED灯牌，上面写着：“创新中国产业园”。

“这么破的一栋楼，竟然有这么响亮吓人的名字。”吴国勇在那个地方站了很久，他回头看了眼楼前大片的废弃单车，觉得这像是某种隐喻，也像是一种昭示。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拓、李立、程凌睿、何欢、江渝、吴昊、方一涵为化名。）

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19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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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卫诗婕、戴敏洁、张炜铖

撰文：卫诗婕